知名车企又一管理人员落马！

当豪华车的车标光环遇上销量压力，“品牌尊严”瞬间变得不堪一击。在经济下行的浪潮中，豪华品牌率先放下身段，用大幅降价换取市场份额。宝马iX3便是典型案例，其40.50-44.50万元的官方指导价，与19-40万元的实际提车价形成巨大反差，入门款直降21.5万元，折扣力度超5折。这场豪华车的“价格战”背后藏着怎样的商业逻辑？半价入手的宝马iX3，究竟是性价比之王，还是徒有虚名？

一、豪华车降价潮：面子换销量的生存法则

在商业世界里，利润永远是第一驱动力。豪华品牌因品牌溢价带来的高利润空间，使其在经济下行时更有底气降价。通过价格下探吸引下沉市场消费者，既能提升销量，又能维持品牌活跃度。宝马iX3的大幅降价，正是这一策略的生动体现——用价格让步换取更多市场份额，“尊严”在真金白银面前，显得不再重要。

二、深度解析：宝马iX3的产品力究竟如何？

（一）动力：够用但不惊艳

宝马iX3全系搭载后置单电机，最大功率286马力，峰值扭矩400牛・米，6.8秒破百的成绩与宝马2.0T高功率燃油机相当。虽满足日常驾驶需求，但在追求极致性能的消费者眼中，单电机配置略显单薄。

（二）续航：扎实却无惊喜

80kWh三元锂电池带来CLTC工况下530-540km的续航里程，虽不及部分国产车型“激进”的续航标注，但实际表现扎实，不少车主反馈满电可行驶超500km，续航真实性值得肯定。不过，45分钟充至80%的快充速度，在快充技术日新月异的当下，略显逊色。

（三）智能：传统有余，创新不足

在智能驾驶与座舱领域，宝马iX3暴露了传统豪华品牌的短板。基于全速自适应巡航的辅助驾驶系统，功能基础却不强大；沿用宝马油车的iDrive车机系统，缺乏国产电车的科技感与智能化体验，难以满足追求前沿科技的年轻用户。

（四）空间：“偏科”的中型SUV

4746*1891*1683mm的车身尺寸与2864mm轴距，在中型SUV中并不突出，后排空间表现平平。但510L-1560L的超大后备箱容积，为装载需求提供了有力保障。底盘悬架采用前双球节麦弗逊+后多连杆结构，前悬架配置在同级车型中缺乏竞争力，中规中矩的调校更偏向舒适取向。

三、谁适合入手宝马iX3？

半价后的宝马iX3，性价比确实诱人，但并非适合所有人。如果你看重豪华品牌光环，希望以较低价格拥有一辆中型SUV，它能满足你的面子需求；若你是科技控，追求智能座舱与高阶智驾，那么国产新势力车型或许更能打动你。在这场豪华车的“价格狂欢”中，理性评估自身需求，才能做出不后悔的选择。

对于宝马iX3的降价与产品力，你有什么独特见解？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

国家监察对象的识别标准

电视专题片《国家监察》第二集《全面监督》中有这样一个案例,2018年2月,吉林省纪委接到反映吉林工商学院副院长张国志以权谋私的问题线索。 但是张国志并非中共党员,他落马时也并非行政机关公务员。 监察体制改革前,在公办的教育、科研、文化、医疗卫生、体育等单位从事管理的人员,掌管着公共资源、行使着公权力,但大多数不属于行政监察范畴,非党员也不在纪委管辖范围,这就出现了监督的空白。 2018年3月,《监察法》正式颁布施行,该法明确了六类监察对象,既包括公务员以及参公管理人员、受委托管理公共事务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还涵盖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公办教科文卫体等单位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从事管理的人员等,类似张国志这样的身份不再是监督的盲区。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判断一个人是否属于监察对象?除了张国志这样的高等院校的副院长,医生、教师、村民小组长、国企业务员、协警等等,这些人员是否属于监察对象?对此,我们采访了西南政法大学监察法学院谭宗泽教授。 问:监察法第三条规定:“各级监察委员会是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依照本法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以下称公职人员)进行监察”。 政务处分法(草案)第二条也规定:“公职人员有违法行为,需要给予政务处分的,由处分决定机关、单位依照本法给予政务处分。 ”请您谈一谈什么是“公职人员”?谭宗泽:监察法第十五条列举了监察对象,也就是公职人员的范围:(一)中国共产党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机关、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各级委员会机关、民主党派机关和工商业联合会机关的公务员,以及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管理的人员;(二)法律、法规授权或者受国家机关依法委托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三)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四)公办的教育、科研、文化、医疗卫生、体育等单位中从事管理的人员;(五)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从事管理的人员;(六)其他依法履行公职的人员。 政务处分法(草案)第三条也采取列举的方式规定了公职人员的范围,该规定与监察法的规定是一致的。 其中,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中的国家工作人员是典型的公职人员,这些国家机关中的工作人员也是公务员法所称的公务员,即这些人员属于依法履行公职,被纳入了国家行政编制,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 前段时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公布:“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副书记、总经理云公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云公民作为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的党组副书记、总经理,不属于公务员,但属于监察法第十五条列举的“国有企业管理人员”,也属于监察法上的“公职人员”,因此国家监委可以对其进行监察调查。 问:如何判断一个人是否属于监察对象?有哪些判断标准?谭宗泽:监察法将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依法授权或受委托组织、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国有企事业单位组织等单位中,从事公务或从事管理的人员等的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行为,都纳入了国家监察的范围。 国家监察的对象是“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 监察法明确规定的监察对象并不包括机关组织等,而是以这些机关组织中的工作人员为监察对象,针对的仅是具体的个人。 具体来说,要认定一个人是否属于依法履行公职的人员,不仅要看其是否具备公职人员的身份,主要还要看其是否是在行使公权力、履行公务,其所涉嫌的违法或者犯罪行为是否损害了公职人员及公权力运行所要求的廉洁性。 而要具体判定一个人是否属于监察对象,依据监察法第三条的规定主要就要看其是否符合这两个条件:一是其是否“行使公权力”,二是其是否具有“公职人员”的身份。 一般只要具备这两大要素中的一个,就可以认定为属于监察对象。 但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即“公权力”所涵盖的范围不仅包括了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还包括其他行使公权力的非公职人员。 也就是说,以“公权力”为标准来识别具体的监察对象可以将所有的公职人员及其他行使公权力的人员纳入监察的对象范围;反之,行使公权力的人不一定具备“公职人员”的身份,以“公职人员”身份为识别标准来认定具体的监察对象就不能涵盖所有行使“公权力”的人员。 即“公权力”与“公职人员”这两个具体识别标准之间是必要不充分的关系,我们应以“公权力”为主要识别标准,再辅之以“公职人员”这一身份标准来具体认定一个人是否属于国家监察的对象。 从监察法第三条、第十五条的规定来看,其是以行使公权力,公职人员身份、履行公务、管理公共事务与提供公共服务、管理公共财产等要素为标准,以廉洁从政、廉洁从业为要求来认定监察对象的。 廉洁从政是对享有公权力的人员的要求;廉洁从业是对管理公共事务和提供公共服务、管理公共财产与公共资源的人员的要求。 因此,要判断一个人是否属于监察对象,既要看其是否具有公职人员的身份,关键还要看其是否是在行使公权力、履行公务、管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服务及管理公共财产等,以公权、公职、公务、公财综合实质性标准组合来识别。 问:医生、教师、村民小组长、国企业务员、协警等,这些人员是否属于监察对象?谭宗泽: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应坚持公权、公职、公务、公财的实质性标准来对这些人进行识别。 一般来说,医生、教师、村民小组长、国企业务员、协警等在一般情况下都不会行使“公权力”,因此应不属于监察对象。 但是,当这些人员基于法律的授权或者基于委托等在特定条件下,符合“行使公权力”“履行公务”而又违反廉洁从政、廉洁从业的要求时,就可能被纳入监察对象范围。 例如,对国有或集体所有的财产负有经营管理监督责任的人员就应属于监察对象,其主要是国有企业中的管理人员,一般就包括国有企业领导班子成员、中层和基层管理人员、特定岗位人员及其他负有国有资产经营管理责任的人员等。 其中,领导班子成员主要就包括国有独资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及其分支机构的领导班子成员,如设立董事会的企业中由国有股权代表出任的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总经理、副总经理,党委书记、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等,以及未设董事会的企业中的总经理(总裁)、副总经理(副总裁),党委书记、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等人员;中层和基层管理人员就包括部门经理、副经理、总监、副总监、车间负责人等;特定岗位如对国有资产负有管理、监督责任的会计、出纳等工作人员。

央视郭振玺受贿案

在2014年6月1日，一则消息震惊了财经圈和媒体圈：最高法院官网公布，检察机关以涉嫌受贿犯罪，依法对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总监郭振玺、制片人田立武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

郭振玺一直被视为电视界的重量级人物。 他在央视工作了22年，担任过央视财经频道和广告中心两大核心部门负责人。 在央视，人们都知道郭振玺的牟利之道：即左手用“3·15晚会”打压企业、右手靠“年度经济人物”拉拢企业，形成了独特的红黑敛财术。

站在“小板凳上的男人”

49岁的郭振玺是山东汶上人。 16岁考进山东大学物理系，毕业后曾入伍于济南军区服役，后来考取兰州大学企业管理系研究生。 1990年7月，郭振玺进入原广播电影电视部办公厅工作，1992年调入央视经济部担任记者、编辑，1998年进入广告部工作。

2001年5月，郭振玺出任央视广告部主任，央视广告运营从此由“坐等广告”变为“走出去拉广告”。 他经常说，自己不是理论家、学院派，是个实干派。 但他每年对央视广告运营的策略都有精准的洞察与概括。 2002年，郭振玺提出投身经济主战场，抓好“三个代表性的重点工作”：一是抓好重点地区的开发，扩大广告客户群;二是抓好重点行业的开发，优化广告客户结构;三是抓好媒体资源创新，形成广告经营新的增长点。 他还曾提出广告经营的“腰部战略”，即通过扶持行业第二、第三梯队，迅速提高其知名度，拉动销售，从而达到刺激第一梯队广告投放的效果。 这些战略对央视广告的发展无疑起了重要作用。

在央视人的眼中，郭振玺大胆但不失精明，个矮却有强大的内心。 一位央视员工说：“他开会从来都是只讲三点，条理分明，句句都是要害。 ”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参加的一次会议上，郭振玺一上台便拿自己的身高开玩笑，说自己是站在“小板凳上的男人”。 因为每次上台前，他都不忘让服务员搬个小板凳放在讲台后，这样后排的听众才能看见他。

2005年起，郭振玺同时担任央视经济频道总监和广告经济信息中心主任，2009年后不再主管广告业务，只担任财经频道总监。

一位财经记者谈到对郭振玺的印象时，说：“我跟郭振玺见过几次，并在2006年有过一次比较深入的采访，我个人对他的评价是相当正面的。 当时，央视广告招标金额虽然没有达到如今的近160亿，但已很不错了。 从2002年的22亿，到2006年的50多亿，郭振玺的贡献显而易见;不仅如此，在他的推动下，央视每年都进行‘年度经济人物’评选，火热程度不亚于如今的电视节目《爸爸去哪儿》。 所以郭振玺出事，我感到惋惜。 ”

8年捞了20亿

“3·15晚会”和“年度经济人物”是财经频道每年的重头戏，正是这两大活动让郭振玺“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在郭振玺被通报立案侦查的第一个交易日，内蒙古和信园蒙草抗旱绿化股份有限公司(下文称蒙草抗旱)第二大股东孙先红紧急减持了该公司224万股股票，套现逾5800万元。 此前一天有消息称，在蒙草抗旱上市中，郭振玺因获赠200万原始股从中获利超过4000万元。 虽然蒙草抗旱拒绝对此事进行评论，但孙先红的突然减持还是值得玩味。

在郭振玺的企业圈中，分为“红系”和“黑系”两个截然不同的朋友圈。 现年52岁的孙先红是郭振玺典型的“红系”朋友，他与郭振玺的交情始于其担任蒙牛乳业副总裁期间。 作为当时主管营销的副总裁，孙先红在2003年成功策划了“蒙牛与神五上天”“中国乳都”等营销事件，这一系列活动让蒙牛乳业快速成长，而由郭振玺掌舵的央视广告部也成为其中最大的投放平台与获利者，蒙牛乳业仅这一年在央视投放的广告额就达到2亿元，位列央视广告商前三位。

在郭振玺构建的企业圈中，来自老家山东的企业家们占据了重要位置。 山东高速集团公司董事长孙亮、济南二机床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志刚、潍柴动力的谭旭光、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曲道奎等，都曾被央视“年度经济人物”提名，有些还获此殊荣。

而说到拉黑的手法，郭振玺也自有一套。

在2014年央视“3·15晚会”前，汽车圈盛传一家英国公司、一家德国公司和一家美国公司会出现在晚会上。 但最终的结果却令人意外，没有盛传的“大牌”，只是几家老年代步车企业上榜。

此前，“3·15晚会”曾曝光过锦湖轮胎、江淮汽车等问题。 有了前车之鉴，很多车企对“3·15晚会”都严防死守。 据报道，德国某车企曾发生过多起“发动机凸轮轴螺栓断裂”事故，但之前一直拒绝召回，只给车主提供所谓的“善意保修”。 然而在今年的“3·15”前夕，该车企意识到舆论风向不利后，突然发声明宣布召回。

再看央视的广告。 在3月15日当天，从《焦点访谈》到晚会开始前，有8分40秒的前插广告。 这一时段依次出现了近30家企业的广告，其中汽车企业的广告占了约1/5，可见车企对“3·15晚会”的“紧张与恐惧”。 显然，这些出现在广告中的企业就是交了“保护费”的，是不可能出现在晚会中的，央视再怎么权威也不可能扇自己“金主”的耳光。

那么为什么郭振玺八年的违法行为都没有被查到，这次因为什么落马呢？在接下来的一页中，365语录台词网会接着为您介绍。

沈长富的贪腐之路

从2010年10月19日的机场被“双规”，到2011年10月10日重庆第五中级人民法院的出庭受审，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重庆有限公司(下称“中移动重庆”)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沈长富已经在看守所羁押了300多天。 至记者截稿，沈长富案仍未宣判。 沈长富案是否会继续发酵，未来仍不可知，其辩护律师对本报表示，沈家上下，目前以保命为原则。 法庭上，现年60岁的沈长富被公诉方指控在1990年至2010年期间，利用职务便利，总计受贿3616万余元。 本报从知情人士处得知，沈长富案发于四川移动原总经理李华案的共同行贿人——长远贸易株式会社总经理毛节琦。 毛节琦是瑞典通信设备巨头爱立信的代理商，未经证实的其另外一种身份是爱立信公司在中国的公关顾问。 2010年6月，李华在成都被纪委带走，随后毛节琦等人亦被带走调查，四个月之后，沈长富亦落马，被立案侦查。 李华案与沈长富案拥有共同行贿者毛节琦，此为两者案发的相同之处，而且与毛节琦的特殊利益关系均维持了十几年之久。 从1990年在重庆市电信局工作开始，沈长富已经走向不归之路。 1990年至1998年，沈长富认识了金邦贸易公司、华通国际电讯有限公司总经理薛汉明，后者跟沈长富谈成了一笔“买卖”：由薛汉明的公司向重庆电信局供应寻呼机，每台给予沈长富回扣5元钱。 到后来因为寻呼机业务太好，每台的回扣又涨至10元钱，同时薛汉明设立了981寻呼台，在转让981寻呼台所持股份给重庆市电信局的过程中，沈长富同样为薛汉明提供帮助，此些年间，沈长富从薛汉明处收受人民币共计160余万元。 1997年，时任重庆电信局副局长的沈长富认识了香港商人毛节琦。 毛节琦出手阔绰，一上来就送沈长富巨额美元汇票，为了规避“风险”，沈长富安排其姐夫汪晓诚，分别在北京、深圳等地收受毛节琦所送的美元共计141万元。 2008年，沈长富授意毛节琦在香港为其开设股票账户，并通过毛节琦注入资金，港股账户共计注入人民币600万元。 2010年3月，沈长富携妻子去香港游玩，毛节琦提出要给沈的妻子买礼物，沈长富表示不用了，你把我妻子自己购买的礼物折算成钱送给我好了，之后，毛节琦在重庆的金科大酒店送给沈长富夫妇在港购物开销6万元。 到了2010年4月，沈长富开始以资金紧张为由，主动向毛节琦索要现金，为此，毛节琦又在沈长富重庆移动办公室内送出人民币20万元。 行贿者并不止毛节琦、薛汉明二人。 1998年，香港友邦电讯邮箱公司与重庆市电信局达成协议，前者转让持有的重庆澳斯通讯语声技术有限公司的股份给后者，沈长富暗中促成此笔股权转让交易，为此友邦电讯公司的董事长陈树畅送给沈长富180万元。 1999年，在国务院的介入下，中国电信改组分家，最终成为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三大集团，重庆电信局旗下企业亦随着业务的剥离而分裂。 此时，沈长富亦开始寻求自己新的职位规划。 他想得到重组后重庆移动公司董事长的职位，但上级给他安排的是重庆通信管理局局长。 他找到时任重庆电信局局长，要求重新安排其职位，杨小伟(现任中国电信副总经理)被重新安排职位，就任重庆通信管理局局长一职，而沈长富如愿担任重庆移动的总经理。 作为地方上权倾一时的移动公司一把手，沈长富担任过政协委员，还是全国人大代表。 在法庭上，沈长富的儿子沈俊成(又名沈力，以下称沈力)跟随父亲同案被捕，起诉方对沈力犯罪内容的指控，也跟其父亲一样，但作为共同受贿人的沈力并没有与其父亲同台就审。 对此，沈长富的辩护律师亦感到不解，“也许是为了防止台上出现翻供、串供的事情发生。 ”他猜测说。 沈家父子有一个共同信任的朋友——成都东讯电子工程公司负责人刘卫。 刘卫以前是成都电信局的职工，跟沈长富很早就熟识。 上世纪90年代刘卫辞官下海，不久之后就迅速发达。 2003年与沈长富见面的时候，沈长富要求刘卫好好带一带他刚从英国留学归来的儿子。 沈力出生于1981年10月，个子不高。 2003年7月，22岁的沈力从英国读书归来，此时的沈长富已经非常“富有”——通过毛节琦等人收受贿赂款1000多万元。 沈力向父亲表示，想做生意，并且就做通讯业务这一块，沈长富便让沈力去成都找自己的昔日老友刘卫。 刘卫和沈力设立了成都市冠新通信技术发展有限公司(下称“冠新通信”)，公司的资金全部由刘卫出资，但沈力占有多数股份，专门销售当时重庆移动下的无线座机，没卖两个月，因为产品质量有问题而停止销售。 回重庆之后，沈力向父亲提出要好好干点事情，沈长富便向一家通讯公司在重庆的负责人曾某表示，希望儿子能够进入该公司工作。 曾某将沈力带到深圳，向其人力资源部报到，并且安排培训，让其选择就业地点，沈力记得父亲给他的训诫：要做生意不要在重庆做，尽量避嫌，开公司不要用自己的名义。 沈力选择了该公司在成都的代表处工作。 工作两个月后，沈力不安于领薪过日的现状，向沈长富提出还是想做生意，准备放弃这个工作。 于是，沈从成都代表处告辞。 从2004年1月，沈俊成离开了这家公司的成都代表处，但该公司一直给沈俊成续签劳动合同直至沈长富案发。 从成都代表处离开之后，沈力又找到刘卫，两者商量合计设立了四川冠达通信工程有限公司(下称“四川冠达”)，由刘卫垫资，沈力占有55%的股份，起初公司股份的持有者是沈力，后来沈力又找来沈长富的姐夫汪晓诚代为沈力持股。 为了能让新设立的四川冠达承揽到重庆移动基站维护的生意，沈长富专门制定万州为试点区域，进而可以直接指定四川冠达来做万州的基站维护。 现任重庆移动董事长、总经理秦大彬几次向警方作证的时候均表示，沈长富不止一次的在公司董事会上跟他们打过招呼，要求关照四川冠达这家公司。 从2004年起至2010年案发，沈力与刘卫通过四川冠达，承揽了重庆移动的基站外包业务，并获得丰厚的利润，沈力先后三次分得刘卫以红利的名义所送人民币1309万元。 有钱之后的沈力不仅购买了宾利等名车、别墅豪宅和昂贵店铺，还娶得重庆籍女星殷桃为妻，虽然出生于1979年的殷桃比沈力大两岁，但年龄似乎并非两者之间的障碍。 知情者表示，沈家案发之前，沈力已经和殷桃协议离婚，近日殷桃也通过经纪人向本报表示，两者已无任何瓜葛。 在庭上，沈家父子的辩护由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律师担当，该案的辩护跟四川移动原总经理李华案一致，沈长富的辩护律师刘沛谞向本报表示，从2002年7月中移动改制开始，重庆移动归属于香港上市公司中移动香港公司所管辖，因此重庆移动为全外资企业，沈长富的国家工作人员主体身份值得商榷。 就李华案的宣判(死缓)来看，这一辩护思路，不太容易得到法院的采信。 知情人士向记者表示，沈长富的受贿史长达20多年，该案在重庆的电信系统不太可能是孤案。 比如四川移动李华案中，李华“落马”后，经其检举揭发，检方又进一步掌握了原四川移动副总经理陈炳澜涉嫌违法违纪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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