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事终于发生 国家要在海南再造一个香港

海南，大事发生。

国新办发布会官宣，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将于今年12月18日正式启动。

为什么是这一天？

说一个细节，你感受下高层对海南的期待：12月18日是历史上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日，改革开放的开篇。

再过不到5个月，海南就迎来涅槃时刻。海南省委书记表示， 封关政策，已准备就绪。

一条条重磅政策砸过来，个个都是“王炸”级别：

1、封关后，“一线”进口的“零关税”商品税目比例将由 21%提高至74% ，涉及6600个税目；

2、在“一线”进口方向，对 全国现有的部分禁止、限制类进口货物 作出开放性安排；

3、85个国家的人员可免签入境海南；

4、 不搞“封岛” ，封关后到海南出差、旅游等不需要额外办理证件；

什么意思？一句话概括，国家想在海南，试水一个没有“通行证”版本的香港。

你这么看，就会发现这背后的信号，实在非同寻常。

为何老美掀起关税战、“逆全球化”趋势愈演愈烈时，我们要打出“海南自贸港”这一张关键王牌？

海南能否逆天改命，成为下一个香港？

去年以来，海南自贸港明显升温。高层强调：

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 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这个定位，在国内的各种自贸区内绝无仅有。

事实上，海南自贸港一旦建成，将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创举。为什么这样说？

看看海南岛的大小，总面积3.54万平方公里， 比不少国家如比利时、以色列、科威特还要大。 封关之后，妥妥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自贸港。

要知道，世界上著名的自由贸易港，阿联酋的迪拜面积仅有35平方公里，荷兰的鹿特丹面积为319平方公里。香港面积也只有1105平方公里。

更重要的在于：

海南自贸港目前测试中的封关模式，在中国对外开放史上前所未有，尺度也超乎想象。

海南的封关模式，突破在哪里？

可以概括为12个字： “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

所谓“一线放开”，简单来说就是封关之后，进入海南自贸港的货物，除了在进口征收商品目录里的外， 其余的一律不征收关税 ，敞开门做生意。在这里，海南自贸港与境外都属于“一线”。

“二线管住”，就是海南自贸港与内地的关系将发生变化。

在自贸港实现零关税后，将与内地市场形成巨大的价格差，形成套利空间。如果任由海南进口的货物流入内地，势必会对内地的价格体系造成冲击。

到时候， 货物从海南自贸港进入内地算是进口 ，要严格按照海关的手续征收关税。

即便如此，对国人来说也会带来巨大的吸引力。最新的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就表示，已结合海南发展实际制定了现阶段的封关政策措施，具体可以概括为 “四个更加”：

更加 优惠 的货物“零关税”政策

更加 宽松 的贸易管理措施

更加 便利 的通行措施

更加 高效精准 的监管模式

按照之前披露的政策，来海南购物可以享受到每年10万的免税额度，普通消费者可以随便“买买买”。

不仅如此，国家给海南安排的福利政策，相当慷慨。

比如税率，目前国内企业的所得税是25%（政策优惠企业除外），连被评为“最自由经济体”的香港，最重要的利得税也是有限公司征16.5％, 非有限公司征15%。

而全面封关后，注册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并实质性运营的企业（负面清单行业除外），只按15%征所得税。

这就是所谓的 “岛内自由”的体现 ，尽可能减少对自贸港内经济活动的干预。事实上，海南自贸港的自由度，比很多人想象得还要夸张。

早在2021年，中国就颁布了《海南自由贸易港法》。 为建设一省而专门立法，这样的举动极为罕见。

你也许可以这样理解：

香港，是历史原因形成的自贸港，海南则是中国顶层设计、主动布局的自贸港。

其设计规格之高、政策突破之大，可以说是史无前例。具体来说，《总体方案》明确了“六大自由便利”：

贸易自由便利

投资自由便利

跨境资金流动 自由便利

人员进出 自由便利

运输来往自由便利

数据安全有序流动自由便利

其中贸易自由、投资自由都很好理解，前面已经有所介绍。 但影响更深远的，可能是跨境资金流动自由、人员进出自由。

简单点说，就是外地人和外国人到海南不论是投资、创业还是就业，都将极为方便。只要是来“搞钱”，都非常欢迎。

比如这一条，相信对高学历、高收入群体的吸引力将相当强：

2035年前，对一个纳税年度内在 海南自由贸易港累计居住满183天的个人 ，其取得来源于海南自由贸易港范围内的综合所得和经营所得，按照 3%、10%、 15%三档超额累进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

就冲低税率这一点，也许会有相当多的公司将考虑把总部搬到海南。

再大胆点想，今后的海南也许会成为中国第一个“移民地区”，吸引无数外籍人才、国际人才的涌入。有点类似于一个“升级版”的新加坡，要知道新加坡总人口不到600万，有多达185万是外籍长期居留人口。

这些真的不是梦。

那么，严肃讨论一下， 跻身全球最大自贸港的海南，能够成为下一个香港？

先说结论：有机会，但难度也很高。

最大的困难是，海南不管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仍然比较薄弱，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

2024年，海南省GDP为7935亿元，而香港的GDP折算成人民币差不多2.9万亿元。人均GDP的差距就更大了， 海南只有香港的约五分之一。

海南全省人口刚刚突破1000万，发展农业和旅游业还可以，支撑工业远远不够。

但海南同样拥有巨大的机会。海南自由贸易港“ 不以转口贸易和加工制造为重点 ”，而是发展四大主导产业：

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热带特色高效农业

事实上，这几年海南都在围绕着“三区一中心”的战略定位，全力推进：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

国际旅游消费中心

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区

因此，从海南自贸港的定位中，也看得出和香港有所区分，比如 不做转口贸易，专注于服务贸易和消费。

归根结底，海南的未来，要走出一条因地制宜的路。

为何在当下，打造一座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港，显得尤为重要？

回顾海南自贸港《总体方案》的开篇，有一句话清晰地描绘了国家的意图：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 经济全球化遭遇更大的逆风和回头浪 。

要知道，2018年提出海南自贸港的时候，还处在川普的第一任期。现在看这个判断，可以说相当有先见之明。

历史似乎正在进入一个微妙的转折。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家大招频出：

比如大力推行 “单边开放” 政策，目前，中国单方面免签和过境免签国家已分别扩大到47和55个；

进一步 降低外资准入门槛 ，最新修订的全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里， 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已经全部“清零”；

全面“拆墙” ，今年以来中蒙、中吉乌、中泰铁路几乎同时动工，一张庞大的泛亚铁路网初具雏形，为中国破局“马六甲之困”提供了支撑；

事实就是：外界越是动荡，中国越要稳住；外界越是高墙深垒，中国越是开放。

时代转折，正是海南的机会。就像改革开放初期的深圳，谁能想象一个40年前的小渔村，现在的经济体量能够碾压香港？

而海南自贸港，在未来将是中国与世界交汇的关键“桥头堡”，也许将成为无数财富机遇的诞生之地。

饱经波折的海南，能否彻底逆天改命，在此一役。

参考资料：

1.成都商报 海南将“全岛封关” 封的是什么？对你我有何影响？

2.旺角黄汉城 超过沪深！海南正在酝酿的这个巨变，足以写入中国历史

3.巨浪WAVE 在海南，再造一个香港

4.智谷趋势Trend 海南会不会取代香港？中央大礼包超乎想象！

5.正解局大事即将发生：海南，会成为下一个香港吗？

香港被割让的历史，回归的过程，回归后的繁荣发展

日期： 1840年6月28日 - 1842年8月 。 地点： 中国 。 结果： 英国胜利 。 直接原因：虎门销烟根本原因：英殖民主义为了发展垄断资本主义，开辟殖民地市场，倾销英国工业品，掠夺发展中国家廉价的工业原料。 英国胜利以后的要求：1.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 2.赔款2100万银元。 3.割让香港岛。 4.与英国协商关税1840年（道光二十年），英国侵略者向古老封建的中国发动了一次侵略战争。 由于这次战争是英殖民主义强行向中国倾走私鸦片引起的，所以历史上叫做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由独立的封建国家逐步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华民族开始了一百多年屈辱、苦难、探索、斗争的历程。 民族英雄林则徐画像从乾隆后期开始，清朝的统治日趋衰落。 清政府仍以“天朝上国”自居，虚骄自大，闭目塞听。 而同一时期的欧美帝国主义列强已有长足发展，并把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作为他们扩大海外市场的目标。 而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农业国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加上保守的“天朝上国”思想，一直以来中国人对外来的产品的需求很小。 外国商人为摄取暴利，从华南将大量鸦片走私输入中国，鸦片的输入量由道光即位之初的四千余箱，到道光十八年，即鸦片战争爆发之前，已猛增到四万零二百箱。 鸦片的泛滥，影响了民众的身心健康，使吏治败坏导致中国白银外流，政府财政收入短绌。 道光延续自雍正以来的禁烟政策，但鸦片走私不但不见收效，反而日益猖獗。 事态的发展引起的朝野人士的警觉。 道光下令封疆大臣讨论禁烟的看法，朝野对禁烟的看法不一，最终打动道光帝的是当时湖广总督林则徐的禁烟奏折。 林则徐一针见血地指出:鸦片不禁，几十年后会弄的国贫民弱“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 这种局面显然是道光帝无论如何也不想看到的，“兵”“银”是封建统治的两大死穴。 道光十八年十一月（1838）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禁鸦片。 林则徐1839年3月抵达广州，随即开展禁烟，严查烟贩，整顿水师，晓谕外商呈交鸦片。 同年6月3日，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二万余箱（200多万斤）鸦片（他把鸦片集中于虎门的海滩，于高处筑起围栏，挖下长宽各15丈的两个大坑，灌入海水并倒进生石灰，待水沸腾后投下鸦片，使之彻底销毁）。 中国的禁烟措施，遭遇英国政府的强烈反对。 1840年6月（道光二十年夏），由四十八艘舰船（海军战舰16艘 ；东印度公司武装汽船4艘；运兵船1艘；运输船27艘）和陆军4000人（爱尔兰皇家陆军第十八团；苏格兰步兵第二十六团；步兵第四十九团）海军2~3千海军组成的英国远征军封锁了广州珠江口，鸦片战争爆发。 清军武备废弛、敌情不明、指挥紊乱，因此屡战屡败。 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英殖民主义军队攻陷镇江，切断京杭大运河南北交通，继而直抵南京城下。 清政府已无力再战。 1842年7月24日，清政府在英军的炮口下，被迫签定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这是清政府第一份不平等条约，严重损害中国的主权。 他规定中国割让香港岛，赔偿2100万西班牙银元，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个口岸城市对外通商，此外英国还享有协议关税，而由于清政府官员长期以天朝自居，不熟悉国际关系，在随后的《南京条约》两个补充文件谈判中遭受了进一步的利益损失：《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的签订使英国得到了领事裁判权，片面最优惠国待遇和开设租界等特权。 鸦片战争的结果是使中华帝国关闭自守的古老大门，从此被英殖民主义的尖兵利炮打开。 从此再也不能复合，美帝国主义随即派全权大使乘军舰到广州，清政府已成惊弓之鸟，急忙跟他签订《望厦条约》。 法国侵略者开到广州海面示威，宣称将北上攻击舟山群岛，道光帝连忙跟他签了《黄埔条约》。 几个中国人听都没听过的欧洲帝国主义国家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时，普鲁士（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荷兰，丹麦，瑞典等等，“一些中国曾经听说过，或从没有听说过的弹丸小国，在过去就是前来进贡也不够资格的，现在排队而来。 ”（柏杨的《中国人史纲》下卷）他们一一和中国签订了条约，而且均享有和《南京条约》中英国人一样享有的特权。 道光二十九年，葡萄牙驱逐中国在澳门的官吏，停付租金，公然强占了澳门。 中华帝国顿时陷入半殖民地状态。 五千年来，中华民族从未受过如此巨大屈辱。

香港回归过程（几句话哦 简略点)

（香港分为4部分：香港岛、九龙半岛、新界内陆地区和大屿岛等离岛）一、1842年，鸦片战争后，清朝割让香港岛（只是先香港其中一部分）二、1860年，《中英条约》中，割让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南地区给英国三、1898年，八国联军侵华后，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租借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北地区及附近262个岛屿，租期99年（其实当时中国实在太弱，英国人也知道中国人99的意思就是长长久久，也就是永远地借用香港这块土地，而当时的中国也实在无能为力）四、1984年12月19日，中英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落实香港1997年之后实行（1、其之前邓小平找过戴切尔夫人谈国香港回归问题，当时英国方面态度极度强硬，就是不回归---因为一旦回归，就已经背离了80多年前他们祖先的意愿，所以他们坚决不回归，但是戏剧性的事情又发生了，戴切尔夫人离开大会堂，在走最后一个台阶的时候竟然不小心摔了一交！回国后的巫师们说是毛主席灵魂的意念使她摔交，戴切尔夫人回国后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才有大大地缓和，然后才于12月19日签署声明）（2、曾经邓小平也在谈判时，非常强硬地对戴切尔夫人说过一句，如果英国不答应将香港归还中国，中国将单方面收回，所以1997年收回香港无论遇见什么情况，都是势在必行的）五、1997年7月1日：香港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别行政区。 根据《基本法》， 香港保留原有的经济、法律和社会制度，50年不变，实行「一国两制」，除防务和外交归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 （这一历史时刻，基本上我们这一代人都铭记于心，因为这个时刻给我们带来的感触也实在太多了）

香港是哪一年回归的，它被侵占了多少年

这是我自己的答案: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1842年8月,中英两国签订<南京条约>,割香港岛给英国,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1860年签订的<北京条约>中,有一内容就是割九龙司地方一区给英国,也就是九龙尖沙嘴一地带,1898年,又以深圳河为界,划香港割给英国,限期99年,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 以下是相关的资料: 1842年，英国强占香港岛后，清政府曾试图用武力予以收复，道光帝为此下了几十道谕旨，一些封疆大吏也曾上折具奏，但清政府没有能力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 北京政府时期，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和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代表曾提出收回租借地的问题。 但终因英国的顽拒和当时军阀混战、政局不稳和缺乏实力作外交的后盾而严重受挫。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中，明确提出了废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奋斗目标，其中将取消列强在华租借地放在突出的地位。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从来没有向英国正式提出过归还九龙租借地。 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到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本来有两次机会收回香港和九龙租借地。 可是，蒋介石政府执行错误政策，又两次坐失收复良机。 香港回归是“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和港人治港方针的成功实践。 收复香港的百余年历史，再一次向我们证明了落后必挨打、弱国无外交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几代人为之奋斗的夙愿。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从1841年英国武力侵占香港岛开始至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的一个半世纪，中国经历了晚清时期、民国（包括北京政府和国民政府）时期和新中国时期。 无论是清政府还是民国时期的北京政府和国民政府，都曾为收复香港进行过努力。 但是，所有这些努力都失败了。 历史表明，只有新中国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几代人为之奋斗的夙愿。 在香港回归已在眼前的今天，全面地回顾一下百余年来我国收复香港的艰苦历程，将有助于真正理解香港回归祖国的深刻含义，并从中得到应有启示。 英国强占香港岛及清政府武力收复香港岛计划的破灭 自1841年1月英国武力强占香港岛起，清政府即开展了收复该岛的斗争。 为了说明这一斗争的情况，首先必须弄清英国占领该岛的经过。 迄至目前为止，一些著述和传媒是这样描述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如何占领香港岛的：1840年8月英军在占领定海之后，北上到达天津白河口，惊慌失措的清政府急派直隶总督琦善去大沽与英国全权使臣懿律和义律谈判。 1841年1月25日，琦善与英国签订了臭名昭著的《穿鼻草约》，条约第一款就是将香港岛割与英国。 第二天，英国军队就占领了香港岛。 这种说法似乎认为英国占领香港岛有确实的“条约根据”。 其实英国是在毫无条约根据的情况下强占该岛的，道光帝事先既未曾闻知，更未予允准。 因此才有亟谋收复之举。 依据中英两国的档案记载，1840年8月30日，义律去天津大沽曾向清政府递交《巴麦尊子爵给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提出割让东南沿海一岛或数岛给英国等侵略要求。 琦善根据道光帝的旨意拒绝了英方提出的侵略要求，劝说英军退回广东再继续谈判。 几个月之后，琦善抵达广州继续与英方交涉。 道光帝明确指示琦善，如果英方坚持其侵略要求，即采取果断措施，坚决用武力抗击侵略者。 但是琦善慑于英军船坚炮利，力求妥协。 由于道光帝的态度非常强硬，因此琦善在与义律谈判时只同意赔偿烟价，拒绝割让香港岛。 1841年1月7日，英军野蛮地攻占了虎门口的大角、沙角，随即又提出霸占沙角等要求。 琦善在英军武力胁迫下，万般无奈，复照英方，英军若退还定海、沙角等处，可奏请道光帝于珠江口外给予“寄寓一所”。 1月14日，义律提出割占九龙尖沙咀、香港两地。 琦善答以只能选择一处“寄寓泊船”，俟英方选定后，再由他上奏请旨。 1月20日，义律突然宣布，他已经与琦善达成共有四项内容的“初步协定”，其中第一项就是将香港岛及港口割让与英王。 1月26日，英军在没有任何条约依据的情况下，悍然侵占了香港岛。 1月27—28日，义律为了迫使中方承认其侵占香港岛为合法，又迫不及待地与琦善在莲花山进行会谈。 两人在英方提出的重要条款，即割让香港岛和通商等问题上发生了争执，琦善表示对义律所拟定的协定草案再行筹思后方能具复。 由此可见，1月20日义律宣布的“初步协定”实属无稽之谈。 1月30日，英方又故伎重演，英国远征军海军司令伯麦照会中方大鹏协副将赖恩爵，再次谎称义律已与琦善“说定诸事，议将香港全岛地方让给英国主掌，已有文据在案，”并要求撤走岛上各处的中国官兵。 两天之后，英军又在香港岛张贴告示，妄称“现经与钦差大臣爵阁部堂议定诸事，将香港等处全岛让给英国寄居主掌，已有文据在案。 是以香港等处居民，现系归属大英国主之子民”。 历史事实是，琦善在英军炮口下，确有允许代为奏恳皇帝，准许英人在香港寄寓泊船之意。 但是，当时香港一词，并非指香港全岛，而仅仅指该岛西南今香港仔一隅之地。 英方却故意将一隅变成了全岛，将“寄寓泊船”变为割占，将“代为奏恳”说成是“议定诸事”、“已有文据在案”。 这充分说明英国这个老牌殖民帝国在外交上是如何不择手段的。 英国武力侵占香港岛以后，清政府极为震惊，立即为武力收回香港岛进行了部署。 1841年2月26日，道光帝收到广东巡抚怡良关于琦善将该岛擅与英人、英军侵占香港岛并擅出伪示的奏折，即认定英军侵占香港岛是琦善越权私与造成的，谕称：“朕君临天下，尺土一民，莫非国家所有，琦善擅与香港，擅准通商，胆敢乞朕恩施格外，”并下令将琦善革职锁拿解京，查抄所有家产。 道光帝严惩琦善绝非偶然，他对琦善在广东一味向英人妥协的行径早就不满。 1月27日道光帝得知大角、沙角炮台失守，即刻下令将琦善交部议处。 三天后，他又命御前侍卫内大臣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南下征讨英国侵略者。 英军侵占香港岛后，武力收复香港岛就成了奕山等人南下征战的一个重要目标。 是时奕山等人还在南下途中，道光帝降旨称：“即使香港并非险要，亦必设法赶紧收回，断不准给予该夷，致滋后患。 ”之后他又接二连三地下达收复香港岛的谕旨：“至该逆所占香港，务须设法克复，使该逆永绝窥伺，方为不负委任。 ”岂知道光帝下令调集的奕山军队人数虽然数倍于英军，但全部是陆军，只能由陆上防守广州，根本无力进攻港岛。 1841年5月18日，英军几乎倾巢出动，前往进攻广州。 奕山仓促应战，清军大败，广州城外炮台全部失陷，奕山被迫订立“城下之盟”，在一星期内交付了600万元赔款，并把军队撤出了广州城。 事后奕山谎报军情，讳败为胜，致使道光帝误认为，英军于条件得到满足后从广州退回港岛，是天朝征讨“英夷”的胜利。 至于香港岛，道光帝接受新任两广总督祁的建议，同意暂缓图之。 此间恰好港岛遭到两次飓风，很多英船沉没、被毁。 道光帝得知这一消息，立即颁发大藏香二十柱，让奕山等去各庙宇答谢神灵，并误以为以后“夷胆震慑，不敢再有觊觎”。 1841年8月21日，英国派来接替义律扩大侵华战争的璞鼎查，留下少数陆军及5艘军舰在香港，亲自率主力北上。 道光帝以为英军主力北上，港岛势必空虚，这是收复香港的良机。 他告诫奕山：“如能设法收复香港，则从前办理不善尚可少赎罪戾。 ”之后，他又多次令奕山等训练乡勇，乘机收复香港。 奕山经过广州之战的大败，已深知英军实力，陆上攻剿一败涂地，遑论渡海收复港岛。 加以虎门内外炮台早被铲为平地，无险可扼，水师无船无炮，他认为当今之计，只有严守陆路，以防焚掠而已。 尽管道光帝一再谕令收复香港，断不准迟延观望，但是广东方面依旧我行我素，隐忍苟安，不图攻剿。 1841年10月，英军相继攻占浙江定海、镇海和宁波，中英双方开始在陆上交战。 道光帝认为陆战是清军长处，他任命奕经为扬威将军，从全国各地调集军队，准备一举击败英军，收复失地，并再次谕令奕山等，乘广东海面英船无几、香港空虚之际，即行剿洗，并收复香港。 谁知清军陆战再次失利，扬威将军遁逃杭州。 铁的事实证明了清军不仅海上不能打，陆上同样不可恃。 但是英军盘踞香港依然是道光帝的一块心病。 1842年3月27日清政府以耆英署杭州将军，并于4月11日颁给他钦差大臣关防。 5月18日英军攻陷乍浦，在此危急之时，5月25日道光帝却出乎意料地下令耆英带钦差大臣关防驰赴广州将军之任，谕令他称：“至香港地方岂容被逆夷久据，现在广东炮台等工事如已妥为预备，正可乘机进取，明攻暗袭，收复香港，以伸国威。 ”这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最后一道收复香港的谕旨。 但是，10天之后道光帝不得不改变主意，命令耆英暂缓赴粤，在浙确查英人动向，专办对英羁縻事宜。 此时的羁縻实际上已经成了乞降的代名词。 当英军攻陷吴淞、上海、直抵镇江时，道光帝更授权耆英便宜行事，决意投降。 其后英军攻陷镇江，8月4日直逼南京城下，耆英、伊里布接受了英方提出的议和条款，并在8月29日签订了城下之盟———中英《南京条约》，终于将香港岛割让与英国。 上述事实说明，英国强占香港岛之后，清政府试图用武力予以收复，道光帝为此下了几十道谕旨，一些封疆大吏也曾上折具奏，并咨会奕山，要求武力收复香港岛。 但是，清政府最终不仅没有收复香港岛，反而以条约形式割让了香港岛，表明了清政府已经没有能力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 国家的落后，统治阶级的腐败，从根本上决定了这一结局。 1860年，英国又以武力逼迫清政府签订中英《北京条约》，割占了九龙半岛南端及昂船洲。 1898年，在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英国又趁火打劫，逼迫清政府签订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攫取了我国新安县大片陆地及周围235个岛屿连同广阔水域的“租借权”，为期99年，并将其改称“新界”，并入英国的香港直辖殖民地。 辛亥革命到太平洋战争前中国争取收回九龙租借地的努力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政府和人民继续为收回香港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曾根据北京政府的指示，向和会提出收回租借地（包括九龙租借地）的问题。 由于和会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两个主要战胜国英、法所把持，它们在中国都占有租借地，根本不愿意放弃其既得利益。 和会主席、法国总理克里蒙梭借口中国的提案“不在和会权限范围之内”，推说这件事应由国际联盟今后去加以考虑，轻易地予以否决了。 众所周知，这个标榜建立“国际公正”、以“缔造世界永久和平”为宗旨的和会，以其极不公正地对待中国，通过将德国在山东的侵略权益让与日本的决议而诱发了中国的五四运动，并促使中国代表拒绝在和会的对德和约上签字。 1921年12月3日，中国代表顾维钧在华盛顿会议上，又重新提出废止各国在华租借地的议案。 议案中历数了列强在华租借地破坏中国领土及行政完整、危及中国国防、将中国牵入列强冲突的漩涡及被列强利用来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等事实，要求“将此等租借地取消或从速废止之”。 当时正值战后世界民族解放运动高涨时期，中国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人民大众“外争国权”、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浪潮汹涌澎湃。 与此同时，美、日在远东互争雄长，美国力图箝制日本咄咄逼人的扩张势头，其他列强之间也矛盾重重。 以上两个因素促使英、日两国不得不分别同意放弃威海卫和胶州弯租借地。 但在废除九龙（即香港新界）租借地和旅大租借地的问题上，中国代表却遭到英、日代表的强烈反对。 英国出席会议的代表、枢密院长、以“血腥人物”著称的贝尔福，借口“没有九龙租借地则香港不能自卫”，坚决拒绝归还。 12月7日，顾维钧在会议的远东委员会上据理驳斥了贝尔福的谬说。 贝尔福对此置若罔闻，日本代表缄口不言，美国代表则无动于衷，作壁上观。 此后，华盛顿会议再没有讨论九龙租借地的问题。 中国收回九龙租借地的正当要求，终因英国的顽拒和当时中国军阀混战、政局不稳和缺乏实力作外交的后盾而严重受挫。 华盛顿会议以后，中国人民对会议结果大失所望。 废除不平等条约，日益成为全国各党派和各界人士的共同要求。 1924年1月，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下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同月23日通过的大会宣言中，明确提出了废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奋斗目标，其中将取消列强在华租借地放在突出的地位。 宣言写道：“一切不平等条约，如外人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外人管理关税权以及外人在中国境内行使一切政治权力侵害中国主权者，皆当取消，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之条约。 ”这段话成了后来一个时期中国外交的指导方针。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虽然对帝国主义尤其是英、美有很大的依赖性，但是为了巩固自身的地位，也不得不考虑广大民众的迫切愿望和孙中山先生渴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的遗愿，提出了“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外交方针，多次要求列强废除租界和租借地。 但这一修约外交，除了在关税自主、收回几处租界和按照英国先前的承诺于1930年收回了威海卫租借地外，其他收效甚微。 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南京国民政府甚至从来没有向英国正式提出过归还九龙租借地。 和国民政府相反，英国政府及港英当局一直关切着九龙租借地的前途，神经过敏地注视着国民政府和中国舆论在这个问题上的动向。 港督金文泰不仅坚决反对归还这块租借地，反而多次建议本国政府将它正式割占，办法是以归还威海卫作为交换条件，或是故意挑起与中国的冲突来制造兼并的机会。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另一位港督罗富国也企图乘人之危，于1938年提出中国急需外国贷款来支持它的货币，不妨利用这个机会用贷款来换取它割让九龙租借地或延长它的租期。 但是以上两位港督的建议没有得到英国政府采纳，它宁可对这件事采取拖延、沉默、回避的方针。 只要中国不提出，它决不主动涉及这个问题。 英国政府虽然在九龙租借地问题上对中国防范甚严，却没有注意到它的政策正在给它对香港的统治带来致命的危险。 多年以来，英国一直奉行对日本绥靖、讨好、纵容的方针，幻想与日本达成妥协，以维护它在远东和东南亚的殖民利益。 孰知这一政策非但没有奏效，反而鼓励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南进，起到引狼入室的作用，终于导致太平洋战争爆发和日本对整个香港地区的占领，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正如一位澳大利亚学者所说，“在这个时期，几乎可以说，对香港……的较大威胁与其说是来自中国人，勿宁说是来自英国外交部。 ” 1942年中英关于归还九龙租借地的谈判和两次收复香港良机的丧失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进攻香港。 是时英国忙于欧洲战事及保卫本土，在香港抵抗不力，仅仅18天即弃甲曳兵而走。 港督杨慕琦于同年圣诞日向日本投降，英国对香港的百年统治由日本取而代之。 与此同时，英国王牌军舰“威尔士亲王号”和“却敌号”在马来海面为日本袭击而樯橹灰飞烟灭，英国在远东和东南亚的殖民体系迅速土崩瓦解。 到1942年6月，英军已先后退出马来亚、新加坡、缅甸等地，日本陈兵印缅边境，形成直叩印度大门之势。 大英帝国往日的雄风，扫地殆尽。 英国在香港和东南亚的大溃退标志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列强通过华盛顿会议建立起来的远东国际均势已彻底破坏。 中、美、英此时已成为共同反对日本侵略的盟邦。 这一形势迫使英国不得不考虑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 当时，东西方反法西斯战争连成一片，中国的抗战与各同盟国的作战汇成一体。 国际形势的变化不仅有利于中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也为收复香港提供了良机。 以罗斯福为首的美国政府，深知中国战场对日本的巨大牵制作用，为了使国民政府坚持对日作战，为了战后填补英国在远东可能留下的真空，从自身利益出发，也开始攻击英国在中国保留殖民特权、不将香港归还中国等做法。 美国的态度无疑对英国是一个压力，对国民政府是一个鼓舞，并促使它采取行动。 1942年8月底，国民政府正式要求美国与中国举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谈判，借以促使英国与中国也举行类似的谈判。 英国外交部闻知此事后，慌了手足，急忙指示其驻华大使薛穆“采取主动”。 10月10日，美、英两国分别发表声明，准备与中国政府谈判“立时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解决有关问题”之条约。 中美、中英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另订新约的谈判随即开始。 此次谈判涉及放弃在华租界问题，国民政府认为租借地与租界属于同一范畴，乘势提出了归还九龙租借地（即香港新界）的要求，这本是顺理成章的事。 此后，美、英两国分别提出关于新约的草案以供考虑。 中英谈判在重庆举行，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和薛穆分别代表两国。 英方草案包括废除在华治外法权，终止1901年辛丑条约、将一些租界交还中国等内容。 但是，英方虽然明知中国至为关心收回香港（至少是新界），却在其草案中故意不提这个问题。 11月10日，英国战时内阁首相丘吉尔更亲自出马，针对香港问题强硬地宣称：“我当国王的首相不是为了主持清算大英帝国”，又说他“决不会放弃大英帝国的任何一块领地”，从而表明了英国坚持它对香港殖民统治的顽固立场。 11月13日，国民政府就英方草案提出一份《修订草案》，其中加上了废止1898年6月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的内容：“英方在九龙租借地之行政与管理权，连同其官有资产与官有债务，应移交中华民国政府。 ”应该说，这里仅提出归还九龙租借地，未要求归还整个香港地区，已属妥协退让。 是时重庆舆论激昂，反对任何外国继续占领中国领土，美国公众意见也同情和支持中国的正当要求。 形势于中国有利。 当英国收到中方《修订草案》后，急忙研究对策。 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司长格善理（克拉克）提出三个可供选择的方案：（1）接受要求；（2）断然拒绝；（3）尽量拖延。 他认为第一个方案不行，因为新界在经济和战略上对香港至关重要；第二个方案也不行，会引起美国的不满和非议（战时英国对美国有很大的依赖性）。 因此，他认为应该选择第三个方案，能拖就拖。 对于这位司长的主张，外交大臣艾登认为是既不坚决又不明朗，竭力表示反对。 他倾向采取第二个方案，即断然宣布九龙租借地不属于本条约的讨论范围，拒绝归还。 艾登的主张得到丘吉尔的大力支持，并在11月30日英国战时内阁会议上作出了相应的决议。 英国对九龙租借地的政策，因以大定。 11月30日，薛穆按照英国政府的指示，向宋子文宣布英国不准备同中国谈判九龙租借地问题。 宋子文反复重申了中国收回该租借地的原则立场。 双方发生争执，未有结果。 蒋介石得知这一情况后表示，中英新约内如果不包括收回新界的内容，他就拒绝在条约上签字。 谈判陷于僵局。 在此情况下，中方首席代表宋子文发生了动摇。 他为了打破谈判僵局，准备拿原则做交易，在九龙租借地问题上对英让步。 但他不敢对蒋介石直陈他的主张，于是请求当时正回国述职的外交界元老、驻英大使顾维钧去劝说蒋介石对英让步。 顾维钧受托前往，对蒋介石说，他“明白委员长的意思，说送来的礼物应当一次送来，可是英国愿意分两次送”，“依我看还是先收下这第一份为宜，可以暗示我们正等待这第二份礼物的到来，这样可以不致引起什么误解”；而且，战时盟国间的“团结一致”“极为重要”。 顾维钧的劝说对蒋介石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在此后的谈判中，英方继续坚持殖民主义的顽固立场。 宋子文为了使谈判不致完全破裂，退而要求英方发表一项表示今后愿归还九龙租借地意向的声明，为此中方在战争结束前决不催促英国归还九龙租借地，同时着重宣布，如果英方连这样的意向也不表示，中国将不在条约上签字。 对此，英国只同意“于取得战争胜利后讨论该租借地的前途问题”，不愿就战后归还该租借地作出任何承诺，甚至以英方也要“拒绝签订新约”相威胁。 恰在此时，正对中国进行血腥野蛮侵略的日本，为了搅乱人心、挑拨盟国间关系，提出“尽速撤消”日本在华租界及治外法权等特权，以示“中日亲善”，以图抢在中美、中英之前与汪伪订约。 蒋介石在英国“拒签新约”、日伪可能抢在中英之先订约的双重压力下，向英国作了根本性的让步，于1942年12月31日指示国民政府正式同意不将收回九龙租借地问题与取消治外法权等问题合并提出。 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对英外交，颇费心神”，“九龙（租借地）交还问题英坚不愿在新约内同时解决”，他只得“暂忍之”，同意在中英条约上签字；“待我签字之后，另用书面对彼说明，交还九龙问题暂作保留，以待将来继续谈判，为日后交涉之根据。 ”他还信誓旦旦地写道，作为“最后手段”，他准备“一俟战后，用军事手段（将九龙租借地）由日军手中取回。 则彼虽狡猾，亦必无可如何。 ” 蒋介石的本意是赶在日伪之前于1943年元旦签订中美、中英新约。 但由于英国拖延，直到1943年1月11日才签订这两个条约（日伪条约已于1月9日签字）。 在当天于重庆签字的《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中，只字没有涉及九龙租借地问题。 同一天，宋子文照会薛穆，声明中国政府对九龙租借地“保留日后提出讨论之权。 ”战时中国收回九龙租借地的交涉，至此又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 1942年是中国废除列强在华特权和不平等条约的有利时机。 不能讳言，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虽然对英美有严重的依赖性，但当时确想乘机收回尽可能多的外人在华利权。 通过1943年1月的中英新约，中国废除了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和1901年的辛丑条约，收回了北平使馆租界及上海、厦门公共租界的行政管理权，收回了天津、广州的英租界，如此等等。 这件事发生在英国用炮舰打开中国大门、逼签中英《南京条约》，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100周年之际，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巧合。 这是中华民族废除不平等条约斗争史上的一件大事。 这个成就的取得，从根本上说，应当归功于正与日寇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 然而应该指出，此次交涉中未能收回九龙租借地，确是国民政府的无能。 国民政府在中美、中英新约签订后的第二天发表的文告中，宣布中国自此已获得与各国“并驾齐驱”的“完全独立平等自由之地位”，未免言过其实。 此次中国未能收回九龙租借地，固然是英国坚持殖民主义所致，但与国民政府争取不力、态度软弱也有直接关系。 如上所述，当时收回九龙租借地，有绝好的国际国内条件。 本应把握时机，据理力争，坚持原则，以求成功。 即使英国顽固不让，也不妨拒签新约，以待来日。 即便如此，英国亦无法责难中国破坏盟国团结。 相反，英国作为中国盟国，抓住在华租借地这种特权不放，倒是有害于盟国团结的。 故条约不成，失理仍在英方。 在当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民族解放浪潮空前高涨，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崩溃已经不可逆转。 即使新约暂时不订，战争胜利以后，英国岂能长期保持在华特权和租借地不放？宋子文作为中方首席代表，不能洞察世界大势，目光短浅，心理软弱，企图以妥协退让来换取与英国的“团结”，结果中国愈退，英国愈进，终于造成中方有理而受挫，英方无理而制胜的局面。 对此，宋子文是不能辞其咎的。 至于蒋介石，他虽然想收回九龙租借地，并为此作了一些努力，但在英国死硬的立场面前，仍没有坚持到底，最终还是对英国委曲求全，致使收回九龙租借地一事功亏一篑，坐失良机。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收复香港的良机再至。 可是，由于蒋介石奉行矛头对内、坚决反共的错误政策，急于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他早已把自己关于战后重新提出交涉和“用军事力量从日军手中取回”九龙租借地的誓言忘到九霄云外；相反，倒是急急忙忙地向英国宣布他对香港“没有野心”。 结果是让英国抢先重新占领了香港。 不仅如此，蒋介石作为同盟国中国战区（香港属于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本有权接受香港日军的投降，可是最后连这个受降权事实上也被英国人夺去。 这是国民政府在收复香港问题上的第二次坐失良机，是对“四强”之一中国的莫大讽刺，也是它的历史悲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了中国半殖民地时代的终结，第一次为香港地区的回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我国国力的日趋强盛、香港新界租期的行将届满和国际形势出现有利的变化，到80年代初，收回香港提上了议事日程。 1984年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原则上最终解决了香港的回归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不久前产生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任命了特别行政区政府的主要官员，香港的顺利回归和平稳过渡已在意料之中。 这是“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和港人治港方针的成功实践。 百年屈辱，即将涤荡殆尽，国人无不为此而扬眉吐气，并对回归后香港的繁荣稳定充满信心。 在欢庆香港即将回归的同时，我们切不可忘记收复香港的漫长而艰苦的历程，当思今日成就的取得来之不易。 收复香港的百余年历史，再一次向我们证明了落后必挨打、弱国无外交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证明了一个闭关自守、不求革新、内部不稳、国力不振、腐败落后的国家，是断不能保持自身的独立和领土完整的，要求它“重头收拾旧山河”，也是不可能的。 只有在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几代人为之奋斗的夙愿，只有改革开放，保持稳定团结，自立自强，力争先进，不断增强国力，才是唯一的卫国兴邦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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