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中国才会诞生这样一条线

曾经面对清华70%~80%的高考状元都选择了金融行业，施一公呐喊：中国大学教育的导向出了大问题。

就业是一个经济问题，中国经济达到一定程度就会提供多少就业，跟大学没有直接关系。

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就是培养人才的地方，让学生进去后就想就业，会造成什么结果？我们到底缺什么？

如今我们的 GDP 已经全球第二，但是看技术革新和基础研究的创新能力，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排在20名开外。

有的人或许会怀疑，认为我说的不对，会说我们都上天揽月、下海捉鳖了，怎么可能创新不够，我们都高铁遍布祖国大地了，怎么可能科技实力排在 20名开外。

我想说的是，你看到的指标和现象，这是经济实力决定的，不是科技实力决定的。 我们占的是什么优势，我们占的是经济体量的优势。

在海外的时候，只要有人说我的祖国的坏话，我会拼命去争论，因为我觉得我很爱国。

四月份，我在瑞典皇家科学院年会上领奖。晚宴时，与一位瑞典的知名教授聊天，谈到中国的科技发展，他很不屑一顾，我觉得很委屈、很愤懑，但是我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不管怎么说，我们国家登月已经实现了，你们在哪儿？但他回敬了一句，让我说不出话。

他说：施教授，如果我们有你们中国的经济体量，我们能把五百个人送到月球上，并安全回来。

在国内，我觉得自己是个批判者，因为很难容忍我们自己不居安思危。我们对国家的科技实力和现状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怎么发展，怎么办也要有清醒的认识，并形成一定的共识，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争论来争论去的层面。

首先我想讲，大学是核心。 我想讲的第一个观点就是，研究型大学从来不以就业为导向，从来不该在大学里谈就业。

就业只是一个出口，大学办好了自然会就业，怎么能以就业为目的来办大学。

就业是一个经济问题，中国经济达到一定程度就会提供多少就业，跟大学没有直接关系。

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就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是培养国家栋梁和国家领袖的地方。让学生进去后就想就业，会造成什么结果？就是大家拼命往挣钱多的领域去钻。

清华70%至 80%的高考状元去哪儿了？去了经济管理学院。连我最好的学生，最想培养的学生都告诉我说，老师我想去金融公司。

不是说金融不能创新，但当这个国家所有的精英都想往金融上转的时候，我认为出了大问题。

管理学在清华、在北大、在整个中国都很热，这是违背教育规律的一件事情。专科学校办学的理念，是培养专业人才，为行业输送螺丝钉， 但大学是培养大家之才，培养国家各个行业精英和领袖的地方，不能混淆。

你们没听错，我们以前太强调学以致用。我上大学的时候都觉得，学某一门课没什么用，可以不用去上。其实在大学学习，尤其是本科的学习，从来就不是为了用。

但这并不意味着用不上，因为你无法预测将来，无论是科学发展还是技术革新，你都是无法预测的，这个无法预测永远先发生，你预测出来就不叫创新。

大学里的导向出了大问题，那么怎么办？其实很简单，大学多样化，不要一刀切，不要每个学校都就业引导，每个学校都用就业这个指标考核，这对大学有严重干扰。

我对基础研究也有一个看法。我们国家非常强调成果转化，现在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加强转化”。但我想问一句，转化从哪儿来？

我们的大学是因为有很多高新技术没有转化成生产力呢，还是我们根本就不存在这些高新技术？我认为是后者。

我们的大学现在基础研究能力太差，转化不出来，不是缺乏转化，而是没有可以转化的东西。

当一个大学教授有了一个成果，无论是多么基础的发明，只要有应用前景和产业转化的可能，就会有跨国公司蜂拥而来，我就是个例子。

十四五年前，有个简单的连我自己都没意识到的发现，就被一家公司盯上了，主动来找我。这些公司就像那些禁毒的狗一样不停在闻，在看，在听，他们非常敏感，不可能漏掉一个有意义的发现。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呢？是鼓励科学家创办企业。 大家没听错，今年在人大会议我听到这个话后，觉得心情很沉重。

术业有专攻，我只懂我的基础研究，懂一点教育。你让我去做经营管理，办公司、当总裁，这是把我的才华和智慧用到了错误的地方。人不可能一边做大学教授，一边做公司的管理人员，一边还要管金融。

我们应该鼓励科技人员把成果和专利转让给企业，他们可以以咨询的方式，和科学顾问的方式参与，但让他们自己出来做企业就本末倒置了。

我可以举个例子，Joseph Leonard Goldstein 因为发现了调控血液和细胞内胆固醇代谢的 LDL 受体，获得 1985年的诺贝尔奖。他是美国很多大企业的幕后控制者，包括辉瑞，现在非常富有，应该说是最强调转化的一个人。

他两年之前在《科学》周刊上写了一篇文章，抨击特别强调转化。他说转化是来自于基础研究，当没有强大的基础研究的时候，如何能转化。

当他意识到基础研究有多么重要的时候，他就只是去做基础研究，转化是水到渠成的。当研究成果有了，自然转化是非常快的，不需要拔苗助长。

他列举了他在美国国家健康研究中心，正是九位学医的学生做基础研究，从而改变了美国医疗制药史的过程。

我们一定要看看历史，不仅仅是中国现代史，也要去看科学发展史，看看各个国家强大的地方是如何起来的，而不是想当然地拔苗助长。

创新人才的培养，也与我们的文化氛围有关。 当一个人想创新的时候，同样有这个问题。什么是创新，创新就是做少数，就是有争议。

三年前，我获得以色列一个奖项后，应邀去以色列大使馆参加庆祝酒会。期间大使先生跟我大谈以色列人如何重视教育，我也跟他谈中国人也是如何重视教育。他笑眯眯地看着我说，你们的教育方式跟我们不一样。

他给我举了前以色列总理 Shimon Peres 的例子，说他小学的时候，每天回家他母亲只问两个问题：第一个，今天你在学校有没有问出一个老师回答不上来的问题；第二个，今天你有没有做一件事情让老师和同学们觉得印象深刻。

我听了以后叹了口气，说我不得不承认，我的两个孩子每天回来，我的第一句话就是问：今天有没有听老师的话？

但我想说我并不是悲观，其实我很乐观，我每天都在鼓励自己，我们的国家很有前途，尤其是过去两年，我真切地看到希望。 现在无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在教育领域深层次的思考和变革，这个大潮真正的开始了。

在这样的大潮中，我们每一个人做好一件事就够了。实事求是地讲出自己的观点，在自己的领域内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我们的贡献。这样，我们的国家就会大有前途。

我出生在河南郑州，但成长在河南省驻马店。为什么我要特别提驻马店呢？

因为这个地方特别具有代表性。驻马店相对于河南，就像河南相当于中国，就像中国相对于世界。

从地理，从经济，从科技，从文化，都是这样。我恰好是在开始有记忆、对社会有感触的时候成长在驻马店。

我在驻马店小学升初中的时候，当时的小学常识老师对我说了一句话：施一公啊，你长大了一定得给咱驻马店人争光。

大家可能想不到，这句很简单的话，我刻骨铭心记忆至今。从那以后，每次得到任何荣誉，我都会在心里觉得是在为驻马店人争光。

今天，我同样想说：老师您好！我还在为咱驻马店争光。我中学去了郑州，大学到了清华大学。我常常很想家、也很想驻马店的父老乡亲，止不住地想：我的父老乡亲在过什么样的生活？过什么样的日子？

1987年的一件事对我冲击非常大，把我的生活和世界观几乎全部打乱了。在此之前，虽然我受到了传统教育，虽然我的父亲告诉我要做一个科学家、工程师，其实我心里并不知道自己将来想干什么，和能干什么。

1987年 9月 21日，我的父亲被疲劳驾驶的出租车在自行车道上撞倒。当司机把我父亲送到河南省人民医院的时候，他还在昏迷中，心跳每分钟62次，血压 130/80 。

但他在医院的急救室里躺了整整四个半小时，没有得到任何施救。因为医院说，需要先交钱，再救人。

待肇事司机筹了 500块钱回来的时候，我父亲已经没有血压，也没有心跳了，没有得到任何救治地死在了医院的急救室。这件事对我影响极大，直到现在，夜深人静时我还是抑制不住对父亲的思念。

这件事让我对社会的看法，产生了根本的变化，我曾经怨恨过，曾经想报复这家医院和见死不救的那位急救室当值医生：为什么不救我父亲？

但是后来想通了，我真的想通了：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人，不知道有多少人、多少家庭在经历着像我父亲一样的悲剧。

如果我真有抱负和担当，那就应该去改变社会，让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让更多的人过上好日子。

2012年的清明节，我回驻马店参加小学同学聚会，很感慨。同班同学中两个已经不在了，一个患心血管疾病，另一个是癌症。当时还有一位同学在接受癌症晚期的化疗，现在也不在了。

我常常在想：同样是人，我真幸运，不愁吃、不愁穿，受过高等教育。出过国、留过学，拥有一份钟爱的工作，可是中国有很多人没有我这么幸运。

我的父老乡亲和他们的孩子也没有我这么幸运。尽管他们不像我这么幸运，他们却一直很为我自豪，他们为我鼓劲。

我有些地方和很多执着的科学家们不一样。哪点不一样？他们因为兴趣驱使在做科学研究。我有兴趣，但最初并没有那么强烈的兴趣做研究，我的兴趣是很晚才培养起来的，驱使我更多的反而是责任和义务。

我成长于驻马店，是地地道道的驻马店人，那里的邻里乡亲也从没有把我当外人，这种亲情常常让我感动。我想用自己的努力和创造回报我的父老乡亲，哪怕是取得成绩让他们为我骄傲。

这是我从小受到的教育，我真的很感恩，想回报。

然而不知不觉间，我的观念似乎很落伍了。

我想不明白当今的社会，为什么会变得这样物欲横流，为什么这么多人会一致向钱看。人不是商品，人活一口气。

当大学毕业生以收入为唯一衡量，把自己作价，选择出价稍微多一点的公司就业的时候，我真的是非常不理解，身边的世界变得陌生。

我有时候想，是不是世界变化太快，我老了真的跟不上了。我怎么就不理解，连我身边的人，连我一些同事、同学和朋友，我都理解不了。

我不知道这个社会怎么了，我们的关注点太不可思议的狭窄了。

中国真的有很多很多人不像我们一样幸运，他们很需要我们的帮助。需要每一个幸运的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需要我们今天在座的人一起努力。

我不希望自己的学生，成为形式化的社会实践，但很支持他们选择中国欠发达的地区去看看、去体验，比如去支教等等...

我举一个支教的例子。2008年我全职在清华工作，我的一个本科生从陕西农村的一所希望小学支教回来。

在我的办公室，他痛哭流涕。他说：施老师，您知道吗，尽管是希望小学，那里的孩子，从一年级到五年级，都很瘦，一天只有两顿饭，早上十点一顿，下午四点一顿。

他们没有肉吃，只能吃饱两顿饭。他们早上不能起得太早，晚上又要尽量早点睡。因为要节省能量，要把能量用在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之间的上课时间。

但他们都很满足、很开心…

我不晓得，我们做基础研究的，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能改变什么。

我受中国传统教育很深，作为一个敢担当的读书人，不仅应该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也需要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只可惜自己的时间精力实在太有限，总想找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做点事情，总想有机会回家乡给父老乡亲做点什么。

我挺惭愧的，其实我既没有照顾好我的母亲，也没有照顾好妻子和孩子。

我们缺什么？我们缺这份对社会的责任感，我们缺这份回报父老乡亲的行动。

在清华大学，我每次给生命科学学院的新生做入学教育的时候，我都告诉他们：千万不要忘了，你来到清华，你不止代表自己和个人，你也同时代表一个村，一个县，一个地区，一群人，一个民族。千万不要忘了，你肩上承担了这份责任。

我真的希望，不管是我自己，我的学生，还是我的同道，我们每个人真的要承担一点社会责任，为那些不像我们一样幸运的人和乡亲们，尽一点义务。

这是我除了对科学本身兴趣之外的所有动力，也是我今后往前走最重要的一点支撑。

世界上第一条地铁诞生于。

伦敦，这座古老的城市，见证了人类地铁历史的开端。 1863年，伦敦地铁大都会线开通，全长6.5千米，采用明挖填埋的方式修建，使用蒸汽机车牵引。 大都会线正式运营的当天，即有4万名乘客搭乘，列车每10分钟一班。 这条世界上最早的地铁，标志着城市交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跨越大西洋，我们来到东方的中国。 1969年10月1日，中国第一条地下铁道在北京诞生。 这条由中国人自主设计、自主施工的地铁，历时四年零三个月的紧张施工后，终于与世人见面。 北京地下铁道一期工程401线，全长30.5公里，是北京地下铁道东西走向的干线。 这条地铁线路自北京站出发，穿越崇文门、前门、和平门、宣武门等北京著名地标，最终抵达古城路站，全长22.87公里。 后延至苹果园站，全长23.6公里，全线设17座车站和一座地面车辆段。 从伦敦到北京，跨越了时空，跨越了国界。 地铁的诞生，不仅改善了城市交通，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象征。 它不仅缩短了城市的空间距离，更是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心理距离，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和快捷。 从蒸汽机车到现代电动列车，地铁的发展经历了数个世纪的演变。 如今，全球各地的城市，无论是繁华的都市，还是宁静的小镇，都可见到地铁的影子。 它不仅成为了城市发展的标志，更是人们日常出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未来的日子里，地铁将继续以其独特的魅力，服务于全球的城市与人民，成为连接世界、连接未来的桥梁。

中国第一条地铁诞生在哪里，在哪个城市？

中国第一条地铁诞生在北京。具体来说：

一条神奇的线见证中国降水70年变化

一条神奇的线见证中国降水70年变化

在中国地图上，有一条重要的地理分界线——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它跨越东北与西南，融合了森林与草原、农耕与游牧、半湿润区与半干旱区，制造了迥异的自然景象。 通过深挖1951年至2022年的气象大数据，我们可以一窥这条神奇分界线随着时间推移所发生的变化，以及中国降水之变。

一、400毫米等降水量线的神奇之处

我国降水呈现从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递减的空间分布规律。 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即将同一时间内降水量相同的各点连接起来的线，大致在大兴安岭-张家口-兰州-拉萨-喜马拉雅山东南端一线。 这条线并非简单的气候分界线，它的两侧形成了截然不同的生态环境和文明体系。 以这条线为界，一边湿润多雨、森林密集、农耕发达、人口密集；而另一边干旱少雨、草原辽阔、畜牧为主、人烟稀少。 这种神奇的巧合与我国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势不无关系。

在400毫米等降水量线的东南面，多平原和丘陵，季风与冷空气相汇，带来丰沛降水，形成半湿润和湿润气候；而西北面多高山，季风难以翻越高大山脉，降水稀少，形成半干旱和干旱气候。 这种降水差异，加上温度、日照等气象因素的不同，造就了不同的植被和农业生产方式，使得两边景象迥然不同。

二、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与农牧文明

千百年来，在这条等降水量线上诞生了很多农牧文明对峙融合的历史故事。 中国历史上气候曾发生冷暖的周期性波动，导致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也随之波动，并引起草原与农耕区的交替南推北进。 干燥期牧业扩张，农牧交错带界线南移；湿润期农业扩张，农牧交错带界线北推。 此外，400毫米等降水量线还与我国的长城大致重合，秦朝修建长城时处于温暖期，位置整体偏北；而明朝处于寒冷期，气候干旱化程度也较重，明代长城位置属于历朝长城位置较南者。

三、70年来400毫米等降水量线的变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发生了什么变化？中国天气网通过气象历史大数据，特别关注了这条线在近70年间的演变历程。 不变的是我国降水依然从东南向西北递减，400毫米等降水量线整体上相对稳定；变的是降水年际差异大，降水时间、空间分布波动大。

1951年以来，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呈现波动中相对稳定的状态。 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六七十年代降水由多到少，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降水增多，而近几年降水又有增多趋势。 在降水异常的年份，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出现了明显的波动。 例如，1959年、1996年、1998年和2021年等几个异常多雨年，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十分靠西、偏北；而1986年、1997年、2009年等几个少雨年，则靠东、偏南。

四、部分地区降水增多的趋势及影响

在400毫米等降水量线附近，大部分城市的降水量在近几十年时间里保持着波动变化的趋势，且部分城市降水量在增多。 从1961年至2020年的逐十年平均降水量数据看，黑龙江爱辉、青海西宁、陕西榆林、西藏拉萨等地变化较为明显，都呈现了降水增多的趋势。

在全球变暖大背景下，近40年来，西北地区西部气温升高、降水增加，呈暖湿化趋势。 从多种气候模型预测来看，未来30年，西北地区西部将继续呈变湿趋势。 然而，对于缺水的西北地区来说，雨水增多、温度升高并不一定完全有利于农业生产。 因为西北地区的降水在时间和空间分布上是不均匀的，且平均降水增加也无法反映特定年份的具体情况。 即使在变暖变湿的趋势中，也会有少雨干旱的年份或低温寒冷的年份，且产生的影响也会不同。 有时候强降雨还可能引发极端事件或出现旱涝急转的情况。

不只西北地区，最近几年，东北、华北地区也呈现出降雨偏多的趋势，且极端暴雨事件多发。 我们正面临着“更热、更早、更涝”的未来。 全球变暖加剧了气候系统的不稳定和水循环，强降水更加显著，极端性也增强了。

综上所述，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作为一条神奇的地理分界线，不仅见证了中国降水70年的变化，也反映了全球气候变暖对中国降水格局的影响。 我们需要增进对天气气候系统的了解，采取更有力的行动应对挑战，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上一篇：河北易县洪涝抢修一线新华全媒记者探访

下一篇：重磅发布2025五大亮点勾勒未来数字经济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