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新发现！山西汾阳北宋元祐八年夫妇合葬墓发掘资料公布

今天，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公布了山西汾阳西外环北宋元祐八年夫妇合葬墓发掘资料。该墓的发现对进一步厘清宋、金墓葬的区别提供了重要的依据，陶魂塔组合的完整性对研究同期墓葬的随葬品组合、器物的功能用途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墓葬位置示意图

2021年10月至2022年6月，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和吕梁市文物考古调查勘探队组成联合考古队，在汾阳市文物局的大力配合下，对位于汾阳市西门社区文峰路北、西外环东侧的昌瑞汾州府居住小区项目占地范围内的古代遗存进行了田野发掘。其中清理一座北宋元祐八年（1093）的纪年墓。

△墓葬航拍图

该墓为夫妇合葬墓，墓主为杜太君及其丈夫，其子任昉于元祐八年（1093）将二人合葬一处。共出土器物21件，包括陶魂塔、陶罐、陶钵、陶盘、瓷碗、砚台、木梳、铜钱、铜簪、铜饰、墓志等。

△出土器物

墓葬出土的红白彩绘的陶魂塔和陶钵，应是具有镇墓功能的器物，或为汉代以来道教“解注器”的发展变异。陶魂塔是自唐代开始流行的塔式罐发展到宋代的形式，唐代塔式罐以罐为主体，发展到宋代已然成为以塔为主体。该墓出土的2件陶魂塔形制大体相同，皆饰红、白彩，分置于棺床两边，对称放置。此2件陶魂塔细微之处又有诸多不同，除塔身塔檐装饰有区别外，较醒目的区别在于陶罐和塔刹的彩绘，虽都间隔施以红、白彩，但一件做横向条纹，另一件做竖向条纹。

△出土器物

△墓志

汾阳地区宋代墓葬偶有发现，但多为仿木结构砖室墓，有明确纪年的宋墓极少，土洞墓更是绝无仅有。该墓出土的陶魂塔、陶钵同东龙观宋金墓、汾阳高级护理学院金墓中出土的同类器物形制相似，且陶魂塔出土时套组完整，彩绘陶罐置于镂孔塔身之上。以往该地发掘的宋金墓葬因无纪年，多数笼统称为宋金时期，该墓的发现对进一步厘清宋、金墓葬的区别提供了重要的依据，陶魂塔组合的完整性对研究同期墓葬的随葬品组合、器物的功能用途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总台记者 岳旭辉 董琪琪）

墓室壁画的历史

秦始皇统一六国，接过战国诸子阴阳五行、道家神仙思想，生作寻仙之游，死起厚葬之风，他那满藏奇器珍怪的陵寝，即是“上具天文，下具地理”的地下宫殿。 汉承秦制。 汉武帝尤敬鬼神，更热衷于神仙方士之言，长生久视之术，进一步掀起了“视死如视生”的时代风尚。 汉代将先秦以来的魂魄观念、神仙信仰、阴阳学说和天人感应等思想再加整合与创造，形成了一套集功能、习俗乃至思想观念为一体的葬制葬俗以及与之相配合的图像。 用这些图像装饰的帝王陵和贵族墓不仅有了如地上宫殿般的效果，而且具备了趋利避害，福寿神仙，荫庇子孙的特殊功能。 西汉前期的壁画墓经考古发掘的有两座，即广州象岗山南越王墓和河南商丘柿园芒砀山梁王墓，墓主人均系分封一方的诸侯王。 南越王墓葬年代在汉武帝元朔末至元狩初年（公元前122年前后），墓葬规格虽高，但绘饰壁画却甚为简单，仅在石门、前室四壁及顶石上发现了朱、墨两色绘出的云纹图案，没有发现具有主题内容的壁画。 属于西汉前期的典型壁画墓，当数芒砀山梁王陵。 芒砀山西汉梁王陵 位于河南商丘市东约90公里处，陵墓系“斩山为郭，穿石为藏”的大型多室崖墓 。 主室前区顶部绘一条蜿蜒长达5米、首南尾北的巨龙，头角身翼，龙舌卷衔怪兽，左右画朱雀、白虎，或为四灵的早期形式。 梁王墓壁画色彩浓丽，形象夸张，具有很强的装饰意味，壁画图像明显还带有楚地绘画风格的痕迹。 西汉后期代表性的壁画墓，集中在洛阳和西安两地。 洛阳地当历史上的中原腹地，又为九朝故都，历史文化遗存丰厚。 洛阳考古发掘的西汉后期壁画墓有，烧沟61号壁画墓，卜千秋壁画墓，浅井头壁画墓等。 壁画分布在主室顶部、前后山墙和隔梁上，有一砖一画的形制，也有多砖拼绘的横幅式构图，还有塑绘结合的画面。 壁画题材多见驱傩逐疫，祥瑞升仙以及历史人物，图像真实地反映了西汉时期的丧葬观念和社会习俗。 汉代葬仪中用傩仪，沿用先秦方相氏驱傩的习俗，以保护死者不受山林惊怪的侵扰。 汉人重傩仪，更将驱傩的场景画在了墓室中。 这一现象对探讨两汉之际死生观念的转变有着重要的意义。 洛阳以西的西安，曾是西汉王朝和新莽时期的都城，当时的政治和文化中心。 在渭水两岸的京畿陵区分布有这个时期高规格的墓葬， 已发现西汉时期的壁画墓，重要者有西安交通大学附小西汉晚期墓、西安理工大学壁画墓和西安南郊曲江池1号墓。 二十八宿天象图按内外圆分别构画，内圆画流云、金乌太阳和月中玉兔蟾蜍，外圆画青龙、白虎、朱雀、黄蛇和与之相配的二十八宿， 附带用人物、动物形象来标识各宿的名称。 圆环外绘彩云翔鹤。 后壁绘羽人持灵芝引导墓主灵魂升天，下有鹿鹤。 壁画构图饱满，色彩明丽斑斓。 所用双线填色的方式和勾连纹样的组合形态，也可看出前后相继的风格脉络。 王莽篡立改元，推行新政，丧葬制度与习俗略有改变。 属于这一时期的壁画墓以陕西千阳汉墓、咸阳龚家湾1号墓、洛阳金谷园新莽壁画墓、偃师辛村壁画墓为代表。 壁画题材在西汉四灵祥瑞、引魂升仙的图像基础之上，又增加了宴饮庖橱、车马游猎、乐舞百戏、神仙偶像等新的内容并呈现流行的趋势。 西汉的丧葬习俗和墓葬壁画经过王莽朝的转变，在东汉厚葬糜费风气日渐盛行之际，原已具备表达丧葬功能的壁画图像得到进一步地拓展，宣扬死者生前殊荣的图景与仙国盛宴的图像成为装点墓室普遍热衷的题材。 从已发现的30多座东汉壁画墓来看，以洛阳为中心，中原北方地区的东汉壁画墓得风气之先，波及范围则远至辽东和河西边地。 中原北方地区的东汉壁画墓集中在河南、河北及周边地区。 河南发现有洛阳北郊石油站壁画墓、洛阳机车工厂壁画墓、洛阳西工壁画墓 、洛阳第3850号壁画墓、洛阳偃师杏园村壁画墓、 新安铁塔山壁画墓、洛阳朱村汉魏壁画墓、密县打虎亭2号画像石壁画墓、密县后土郭1、2、3号画像石壁画墓、荥阳苌村壁画墓；河北有望都1、2号壁画墓、安平逯家庄壁画墓；其它地区陆续发现的东汉壁画墓有：山西夏县王村壁画墓、山东济南青龙山壁画墓、江苏徐州黄山陇壁画墓；安徽亳县董园村1、2号画像石壁画墓。 繁荣的中原地区文化在丝绸之路开通以后的设郡屯田和汉末板荡之秋的移民风潮之际，传到河西、辽阳等边疆地区，因此这个时期边疆地区的壁画墓也呈现出较浓厚的中原文化特点。 河西汉魏壁画墓主要分布在武威一地。 同属边地的内蒙古，在托克托与和林格尔两地先后发现有东汉时期的壁画墓。 两晋壁画墓在结构上沿用东汉晚期的形制，壁画图像出现了最具有时代特征的墓主持麈尾像。 麈尾是曹魏正始以来清谈玄学之士的随持之物，故当时又将清谈称作“麈谈”。 在社会时尚风气的标榜之下，持麈尾的人物形象进入到了墓葬中，成为晋墓壁画中流行的新题材。 考古发现的墓主麈谈像在南边有云南昭通的霍承嗣墓，北边见于北京石景山八角村西晋墓和辽阳上王家村东晋墓，更远甚至到达朝鲜半岛。 朝鲜安岳东晋永和十三年（公元357年）冬寿墓和德兴里广开土王永乐十八年（公元408年）幽州刺史墓中都绘有墓主麈谈像，可见其风气的流布范围。 两晋丧乱之际，中原板荡，大量人口向河西和辽东迁徙，中原地区墓室装饰的风气也随之迁移到这些地区。 这一时期的壁画墓在东北和西北有较集中的发现，西北沿河西走廊直抵吐鲁番，东北则有辽阳和高勾丽壁画墓的发现。 河西走廊魏晋壁画墓已发现近50座，多用小砖砌筑，一类是制作讲究的壁画墓，另一类是以一砖一画或多砖一画为形式的砖画墓。 壁画墓以酒泉丁家闸晋墓群为代表，其中5号墓属于十六国时期保存最完好的大型壁画墓。 砖画墓作画的程序相对简单，通常是在砖面上用白粉涂底，然后用墨线勾出轮廓，再填入赭石、朱红和石黄等色，用笔简率松动，色彩单纯，造型粗放而传神。 河西魏晋壁画墓以河西走廊中西部最为集中，分布在东起武威，西抵敦煌一线，以酒泉、嘉峪关和敦煌等地艺术水平最高。 鸭绿江中游、浑江流域是高句丽民族的发祥地。 20世纪前期日本学者发现的重要壁画墓有角觝冢、舞踊冢、和龟甲冢等八处。 集安高句丽古墓群的第二次集中发现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 中国考古学者调查发掘高句丽古墓群19处、810余座，重新清理了被日本人打开过的五盔坟5号墓 、洞沟17号墓、洞沟12号墓 ，新发现了多处精美的壁画。 晋代壁画墓在辽东郡首府（辽宁辽阳）仍有不少遗存，以王家村和三道壕1、2号墓为代表。 十六国时这里先后建立了前燕、后燕、北燕政权，政治文化中心逐渐转向都城龙城（今辽宁朝阳）。 三燕是鲜卑慕容氏和鲜卑化的汉族冯氏建立的政权，文化传统与汉族有别。 壁画墓有朝阳的北庙村1号墓（沟门子晋墓）、大平房1号墓 、十二台营子乡袁台子村墓以及北票的冯素弗墓。 南北朝时期，因地方世家大族在政治上的作用，使得文化的地域色彩日渐明显。 晋室南迁之后，南方因其地理气候和社会习俗的原因，墓室多用模印砖画。 北方中原地区因鲜卑族入主中原，汉晋时期旧有的葬制葬俗也在发生变化。 北朝墓葬形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墓室结构的简化，东汉复杂的多室墓被长斜坡墓道单室墓取而代之。 北朝后期皇室贵族墓出现了巨幅的墓道壁画，墓室中则以表现墓主夫妇宴饮出行为壁画主题。 北魏分裂之后，墓室壁画大致可分为西魏－北周和东魏－北齐两个区域，东魏－北齐壁画的艺术水平较高。 北魏曾三迁其都，力微三十九年（公元258年）定都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道武帝拓跋珪天兴九年（公元398年）建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孝文帝迁都洛阳。 在三个建都之地，现已发掘的帝王陵都没见壁画留存，在都城周围发现的壁画墓也为数不多。 西魏、北周迁都于长安，帝王陵及贵族墓葬中较少发现壁画。 陕西咸阳北周武帝的孝陵不见壁画的绘制。 陕西地区发现西魏、北周壁画墓的地点有咸阳的胡家沟、底张湾及华县等地，墓葬的规格不高，壁画保存状况亦不甚理想。 北周壁画墓引起学术界重视的是宁夏固原北周天和四年（公元569年）柱国大将军、大都督、原州刺史、河西公李贤墓 ，这是一座长墓道的单室墓，壁画分布在墓道和墓室中，现存的壁画没有发现表明墓主人身份的仪仗和墓主人的生活场景，只有墓道两壁的武士和墓室四壁的伎乐女侍，皆是单人独立的画面。 东魏、北齐首都邺城所在地的河北磁县，境内存有民间传说的曹操七十二疑冢，1957年考古发掘的讲武城1号墓和56号壁画墓属于其中的两座，结果证明是北齐的壁画墓。 1970年代以后，磁县又先后发现了东魏、北齐皇室及贵胄的高规格墓葬，重要的如北齐骠骑大将军、赵州刺史尧峻墓，北齐文昭王高润墓，东魏茹茹公主墓，湾漳北齐大墓等。 与邺城高齐政权息息相关的山西太原，原是高欢的发迹地，北齐的第二个政治中心。 这里从70年代开始也陆续发现了一批高规格的北齐壁画墓，1973年发现的定州刺史、顺阳王库狄洛墓；1979年清理发掘的右丞相、东安郡王娄叡墓；1987年在太原南郊金胜村发现的北齐后期的壁画墓；2000年太原东郊王家峰发现的北齐大将军徐显秀墓等。 太原发现的壁画墓比起邺城来在规格上略低，但艺术水平却毫不逊色，可与河北磁县北齐壁画墓相争高。 东魏、北齐立国都短，文献所记关于北齐的艺术，因没有更多的实物保存流传，长期以来对其面貌的认识并不十分清楚，以磁县、太原为中心区的东魏、北齐壁画墓的系统发现，不仅填补了东魏、北齐艺术的空白，而且对于观察隋唐文物制度和艺术来源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隋唐是在经历过南北朝长期分裂之后建立起来的统一王朝，西安作为隋、唐的都城，前后长达三百多年。 唐朝国力强盛，帝王崇尚厚葬，自唐太宗李世民营建昭陵，开创了“因山为陵”的先例之后，唐朝各代帝王的陵寝多依山构筑，务求壮崇。 在今西安周围的乾县、礼县、泾阳、三原、富平、蒲城等东西绵延百里的范围内分布着唐朝十八座帝王的陵墓。 隋朝因立国短暂，有隋代纪年的壁画墓发现不多， 已清理的隋代壁画墓有1954年陕西西安东郊白鹿原发掘的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刘世恭墓 ，1956年西安东郊韩森寨发掘的开皇十二年（公元592年）吕武墓 ，1964年陕西三原双盛村发掘的开皇二年（公元582年）李和墓 ，1984年在西安东郊发掘的大业四年（公元608年）李椿夫妇墓等。 这些墓保存情况一般不好，所存壁画残损较重。 对于了解隋墓壁画艺术面貌有价值的是山东嘉祥英山开皇四年（公元584年）徐敏行夫妇合葬墓。 唐代壁画墓的发现是在帝王陵的调查基础上进行的，20世纪以来在调查西安唐代帝王陵的过程中，最大的收获是陆续发现了帝陵周围的陪葬墓，从中清理出大量精美的壁画，获得了唐代帝王陵寝制度及其陪葬墓的详尽资料。 帝陵陪葬墓的清理发掘工作主要集中在献陵、昭陵和乾陵范围内。 据考古调查，唐高祖李渊的献陵陪葬墓为30座，墓主人大多是皇室宗亲，经发掘的壁画墓有高祖第十五子李凤墓，高祖第六女房陵公主墓等。 李凤墓墓室顶部绘星象，天井、过洞、甬道和墓室中均影作木结构建筑，甬道两侧在长廊建筑中的各间内绘女侍，过洞西壁绘有牵驼图，是陪葬墓中年代较早的实例。 西安地区，唐代的壁画墓除上述的帝王陵及陪葬墓外，在西安市郊和毗邻的京畿地区还发现了大量的唐壁画墓。 重要者有武周天授元年（公元690年）金乡县主与其夫于隐合葬墓，天宝四年（公元745年）苏思勗墓，兴元元年（公元784年）唐安公主墓，显庆三年（公元658年）执失奉节墓，景龙二年（公元708年）韦浩墓，景龙四年（公元710年）韦泂墓，中唐的韦氏墓。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淮安王李寿墓。 景云元年（公元710年）节愍太子李重俊墓等。 以西安为中心的唐墓壁画所反映出来的题材和风格传播到唐代边疆地区，北京地区最重要的壁画墓是1991年海淀区八里庄发现的王公淑及夫人吴氏墓。 王公淑为山西太原人，官至幽州节度判官兼殿中侍御使、银青光禄大夫。 此墓为方弧形单室砖墓，墓室北壁通壁画丹芦雁图，其余三壁残存装饰花纹和家居生活片段。 牡丹芦雁图至为珍贵，画面以牡丹花丛为中心，牡丹下绘两只芦雁、花头上有翻飞的蝴蝶。 在壁画下角对称画有秋葵和百合花。 花叶双勾填色，构图对称。 以牡丹为题材的花鸟画，兴盛于唐朝，出现了专擅牡丹花鸟的著名画家边鸾。 固原和新疆地区的唐代墓室壁画见存有多扇式的屏风画。 固原南郊乡羊坊村圣历二年（公元699年）梁元珍墓发现于1986年，天井东西两壁共绘人物牧马图六幅，甬道两壁各画一幅牵马图。 墓室中东壁和南壁主要绘男女侍，西壁和北壁共绘有十扇树下人物屏风，顶部所绘星象图较完整。 新疆唐墓壁画集中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合卓墓地，自1963起共发掘古墓42座，主要是唐西州时期的墓葬，所发现的唐墓壁画以屏风画最有特点。 以西安唐代帝王陵和陪葬墓为中心的唐代壁画墓虽然绘制未必出自名家之手，但从壁画的技艺来看，很多皇族外戚、高官显贵的墓葬壁画也非泛泛之笔，年代完整而系统的唐墓壁画展示了这一时期匠师们在绘画上的普遍水平。 他们追慕时尚，因而能够印证像阎立本、吴道子、张萱、周昉、边鸾这样一些画坛名家的样式与技艺，填补了传世作品序列中的若干缺环，对于完整地重构唐代绘画史具有重要意义。 五代十国虽处世纷乱，但因感承唐朝文化的流风，书画艺术活动仍在继续，特别是在偏安一隅的西蜀、南唐，统治者雅好文学，推重书画，中原画家纷纷南就，宫廷和画院中聚集了黄筌、顾闳中、周文矩，王齐翰、卫贤、徐熙、董源等一批杰出的画家。 南北画风，各家技法彼此争竞，绘画的题材除了人物之外，又在山水和花鸟画上开启新的意趣， 在今天传世的五代绘画作品和墓室壁画上能看到这个时代的清晰面貌。 五代十国的壁画墓以1942年四川成都前蜀王建永陵的考古发掘为起点，半个多世纪以来陆续发现了八处高规格的壁画墓，分别是南唐先主李升的钦陵（公元943年）和中主李憬的顺陵；吴越国钱宽墓（公元900年）；后蜀孟知祥的和陵（公元934年）；后周恭帝柴宗训（公元959-960年在位）的顺陵；后周节度使冯晖墓（公元958年）；后梁义武军节度使王处直墓（公元924年）；吴越国二世主钱元瓘元妃马氏康陵（公元939年）。 在以上的9座壁画墓中，有7座是国主及其嫔妃的墓，余下的2座是雄踞一方的节度使墓，这批身份显贵且纪年明确的壁画墓相对完整地保存了五代绘画艺术的时代特征和风格面貌，对于研究唐宋绘画的转型过程显得极为重要。 南方墓葬呈现出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壁面采用雕刻与彩绘相结合的方式，从而使壁面的层次感得到明显的强调。 五代墓室壁画题材内容和风格的变化，到宋代呈现出新的时代特点和价值取向。 宋代壁画墓的典型形制是仿木结构的砖室墓，由晚唐五代简单的砖室墓发展而来。 这种墓室形制从北宋中期、特别是神宗（公元1068-1085年在位）以后，在中原普遍流行，内部装饰砖雕与彩绘相结合。 墓室壁画表现日常生活场景的画面明显增多，营造的居住生活环境愈益逼真。 砖砌墓室仿木结构日趋复杂繁丽，不少墓室砖壁上雕出门窗、桌椅、屏风、衣架、灯檠、柜子、镜台和刀尺等图像，形成砖雕与绘画相结合的装饰格局。 宋代壁画墓主要分布在北方的河南、山东、河北、山西、陕西和甘肃等地，尤以邻近北宋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最集中。 在江苏、福建和江西等南方地区壁画墓仅有少量发现。 由于南方的地理气候条件等原因，宋室南渡并没有使墓葬壁画装饰风气在南方流行开来。 宋墓壁画按一定的方位构图布局，画面往往围绕墓主夫妇开芳宴展开，壁画图像与墓室空间密切配合，从中可以明显看到阴阳禁忌、神仙孝行以及风水学说的影响。 迄今为止发现的宋代壁画墓，大多属于无官品的乡村上户和富家商贾，墓制相对简省，画工也属寻常的民间画工，世俗趣味和地域化的表现相对浓厚。 宋代帝后陵墓仅在河南巩县（现巩义市）洛河南岸的太宗李后陵中发现有壁画。 元德李后是太宗贤妃、真宗生母，卒于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真宗即位后于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按皇太后礼袝葬于太宗永熙陵之西北隅。 墓室内采取了砖雕、线刻、斗栱彩画和壁画四种装饰方式，壁画仅在墓室穹顶至影作屋檐以上有彩绘痕迹，上有星象，下有祥云缭绕中的宫室楼阁。 栱眼壁墨勾盆花。 石墓门上线刻高大的武士形象，这一题材已在五代十国陵墓中见到。 以河南为中心的北方地区宋代壁画墓以1951年发掘的白沙宋墓为起点，在随后半个世纪中陆续都有出土，重要的壁画墓有禹县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赵大翁墓；新安县城关镇宋村北宋墓；新密平陌村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墓 ；河南登丰黑山沟北宋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墓等。 南方地区宋壁画墓资料不及北方丰富，四川、江苏、福建、江西等地有少量的宋壁画墓发现。 四川地区的石室墓装饰题材也以开芳宴为中心，辅以武士、四神、妇人启门、孝子故事等，采取的是浮雕的形式。 四川、江苏、江西、福建等地相继发现的宋墓壁画，扩大了对两宋壁画墓的认识。 从壁画题材内容、绘画风格技法来看，闽赣两地有较多的一致性，反映出两地文化及社会习俗的相关特点。 兴起于漠北草原的契丹族，以骁勇善战，据有北部中国的大片土地，建国后分别设上京于临潢府（治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设中京于大定府（治今内蒙古宁城），设东京于辽阳（治今辽宁省辽阳市），设西京于大同（治今山西省大同市），设南京于北京（治今北京市）。 这五京之地，大体也是辽代壁画墓的集中分布地区。 由于辽对境内的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采取“因俗而治”的方针，尊重各自的文化传统和民族习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辽史·百官制》），因此辽代壁画墓明显呈现出两种不同的面貌。 一类是契丹皇帝陵和贵族墓，主要见于辽上京、中京和东京腹地，并呈聚族而葬的特点。 另一类是汉人墓，主要发现在辽南京、西京附近和东京的部分地区。 契丹族最初并无筑墓埋葬的习俗，后来逐步吸收汉文化，辽政权建立后，开始仿照唐制修筑墓室，厚葬风气急剧蔓延。 墓室规模之大，随葬物品之丰富豪华，已超过了同时的中原地区。 除常见在壁面上作画的做法外，契丹族还流行在墓圹内安放柏木护墙板，壁画直接绘在木板上。 另有在石棺、木棺内壁施绘的做法，这些“棺画”的功能与壁画相同。 辽墓壁画的题材同样具有与游牧生活和传统习俗相适应的特点，早期辽墓多以游牧生活和草原风光为主，布局简单，赋色单纯，装饰意味较浓。 中晚期以后，大量出现仪卫、伎乐、侍宴、神兽等内容，在受汉族文化影响的同时仍部分保持着契丹民族的特色。 辽壁画墓最先示诸世人的是帝王陵。 其中以辽圣宗庆东陵保存最好。 庆东陵的建筑彩画在已发现的辽墓中等级最高，在墓内砖砌仿木构件上及墓壁上方，工笔彩绘龙凤、花鸟、祥云、宝珠以及网格状图案。 在墓道、前室及其东西耳室、中室和各甬道壁面上，描绘与真人等高的人物76身，人像上方都墨书契丹小字榜题。 东陵最有特色的壁画，当属中室四壁所绘的山水。 画面上云彩澹澹，雁翔翩跹，湖水盈盈，野兽出没山石杂树之间，分别描画的是春、夏、秋、冬四季风光。 构图严谨，季节特征鲜明，鸟兽形象生动，真实地再现了捺钵之所的景色。 契丹贵族壁画墓从1950年代起相继在内蒙古昭乌达盟、哲里木盟和赤峰地区被发现。 在以辽阳为中心的辽东京辖地，也先后发现了一些辽代壁画墓。 1976年发现的天祚帝天庆二年（公元1112年）辽北宰相萧义墓（16号墓），是一座大型砖筑多室墓，墓道两壁壁画各长10米，西壁绘出行，东壁画归来。 墓门过洞两壁绘迎送主人的备饮、备食图，甬道东西两壁的武士高达3米。 出行图中以双驼高轮毡车为中心，墓主坐于车中，车马相接，各执事人员前呼后拥。 画中人物多契丹装束，用具也多契丹族的特点。 人物造型以墨线勾勒为主，线条劲健流畅。 法库叶茂台辽墓还出土了极有研究价值的绢画《深山会棋图》与《竹雀双兔图》。 自后晋石敬瑭会同元年（公元938年）割地之后，燕云十六州归入辽土，即今河北省境内长城以南、易水和白沟以北的地区以及山西省北部地区。 燕云之地发现的辽壁画墓主要分布在辽西京的大同、南京的北京和河北宣化，绝大多数为汉人墓。 由于民族成分、文化传统、历史渊源和地理位置的关系，这些地方的辽墓壁画中的衣冠服饰、起居器用，绘画样式风格等方面与北宋壁画墓有较多的一致处。 辽西京道境内壁画墓发现最多的是河北宣化区下八里辽晚期张氏和韩氏墓群，重要的有张世卿墓、张文藻墓和韩师训墓等。 女真族习俗薄葬，金代的壁画墓数量和规模远不及辽代，而墓葬类型与宋辽壁画墓有极密切的承继关系。 山西在金时分属西京路、河东北路与河东南路，是金墓发现最多的省份，并以晋南最为密集。 在金中都大兴府（今北京大兴）周边地区、冀晋相交的太行山区，以至东北到朝阳，西北至甘肃，也陆续发现有金代的壁画墓，呈现出各地区的绘画的特点。 宋金墓中流行最广的壁画题材是孝行故事，差不多成为墓葬中的主题，艺术形式包括石棺线刻画、 画像石、砖雕和壁画，分布的地区遍及豫西、豫北、晋南、江南以及甘肃、四川等地，已成南北社会的葬俗。 按壁画资料的显示，以二十四孝为图本的孝行故事画，在北宋宣和年间进入墓葬之中，当时还不见普及。 它在金墓壁画中广为流行，可能受金熙宗（公元1135-1149年在位）尊孔崇儒政策的推动，既有理学思想的影响，又与全真教宣扬节孝有密切关系。 以山西、河南为中心的众多金墓中普遍都雕绘孝行故事图，画法渐趋程式化，后世流行的二十四孝条屏当有此渊源。 迄今发现的墓葬中，可以确定为西夏墓葬的并不多。 西夏帝陵及其周边的陪葬墓，自然成为关注的焦点。 西夏王陵8号陵据推测为第八代皇帝神宗嵬名遵顼（公元1162-1226年）的陵墓。 清理时在墓门外甬道两侧存有武士画像。 武士画作天王形，头上绘火焰纹，身着战袍，叉腰佩剑，着护臂甲，臂后绘飘带。 这一发现说明西夏墓葬中同样流行装饰壁画的习俗。 西夏普通汉人墓，有用木板画作装饰的做法。 1977年在甘肃武威西郊林场发现了两座西夏汉人火葬墓，其中天庆七年（公元1200年）西经略司都案刘德仁墓（2号墓）出土29块木板画。 3号墓出土二男侍木板画。 这些木板画原整齐地排放在墓壁，实际上起到壁画的作用。 多数木板画描绘的是现实人物，包括男女侍、武士、童子和龙、鸡、狗、猪等，也有日、月、星等天象。 人物衣纹线条起笔粗重，转折陡直，可与敦煌西夏石窟壁画相互参照。 元代的仿木砖雕壁画墓继承了宋金遗风，主要集中在山西和内蒙古地区。 元代壁画墓按其地域明显可见汉人墓和蒙古贵族墓的分别，汉人墓一方面沿用了宋、金壁画墓开芳宴的生活题材，更突出了墓主宴享表演情节，增加金银钱帛、斗库牛羊等象征财富的画面。 另一方面山水、花鸟等文人画题材被引入墓室之中，并以水墨画的技法作画，呈现出简淡野逸的审美品格。 蒙古贵族墓一方面吸收汉地壁画的题材内容，同时又描绘骑从狩猎等塞外风俗民情，兼有宗教信仰的内容。 元墓壁画在沿用宋金传统的同时而有了变化，孝行故事壁画的减少和重宴享财富的表现是其变化之一。 太原西南郊瓦窑村元延祐七年（公元1320年）墓 ，在墓室东南壁绘库房，专画有管库人和标有“库房”、“□斛库”、“什物库”、“金银财帛家产钱物库”榜题的画面。 山西金墓中还常见用散乐杂剧砖雕作为装饰，与壁画杂剧表演画面具有相同的用意，真实地反映了元杂剧在山西民间的流行程度。 元代文人画的兴起影响到社会审美风尚的变化，以水墨宣淡为基本面貌的花鸟山水画被引入墓室中，成了元墓壁画中最具有时代特点的表现形式。 民间画工以模仿日常家居常见的屏风、立轴、条屏作画，题材和表现手法也追慕名家典范。 南方地区元代壁画墓发现不多，公布的资料仅限于福建将乐县光明乡元墓和重庆市最新发现的一处元墓。 元代蒙古贵族壁画墓在内蒙古地区发现多座，辽宁凌源、甘肃漳县、陕西蒲城以及北京也有出土的资料。 这些“只识弯弓射大雕”的马背骄子，他们的形象风采和生活习俗在壁画中得以真实地再现，从中也能够清晰地看到草原民族传统与汉文化的交汇融合的进程。 明清两代由于葬俗葬制的演变，社会风气的移易，壁画墓的数量急剧减少，壁画的艺术水平也大不如前。 迄今所发现的明清壁画墓主要在北方地区，壁画中常见家居宴饮和出行等生活题材。 比较特殊的是河南荧阳明代温穆王朱朝坨（公元1552-1607年）墓的壁画，墓内绘制了一套完整的佛教法事壁画，反映了佛画在明代葬习俗中的实际运用。 能够看出时代新变化的是摹仿流行的四条屏花鸟和诗轴所作的墓室装饰，北京门头沟马怀印夫妇墓壁画梅、菊、荷、牡丹四条屏，陕西大荔李氏家族墓中的石刻条屏和诗轴画像，均是民间工匠仿效时尚的作品。 南方仅见浙江嘉善县陶家池明壁画墓，题材有墓主遇仙人，老者观瀑等高逸神仙题材，背景衬以水墨松石，可与明代山水人物题材的卷轴画相比照。 明清壁画墓考古发现的数量较少，壁画的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段虽然在前代的基础上有所继承，社会生活和时代风尚在壁画中也得到相应地反映，但画手主要是地方民间工匠，壁画图像和表现手法偏离时代艺术的主流，题材内容的民俗化和艺术表现的民间化倾向明显。 它将中国古代壁画墓的演变线索引向了民间形态，“艺术在民间”则作了墓室壁画的谢幕辞。

江西明益端王朱祐槟墓出土的金银首饰

明代分封在江西的藩王有三：宁藩、淮藩和益藩。 第一代宁王为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六子朱权，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受封，两年后就藩大宁（今内蒙古多伦）。 靖难之后，永乐元年（1403年）徙封江西南昌，至朱宸濠因谋反而国除，宁王一系共传五世四代。 第一代淮王为明仁宗第七子朱瞻墺，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仁宗即位后封，宣德四年就藩广东韶州，正统元年（1436年），徙藩江西饶州府城鄱阳。 在江西共传八世九代。 第一代益王为明宪宗第六子朱祐槟，弘治八年（1495年）就藩江西建昌府南城。 在江西共传六世六王。 上世纪50年代以来，江西发现了近50座明代藩王系墓，包括分封到江西的第一代宁献王朱权墓、淮靖王朱瞻墺、益端王朱祐槟及其王妃墓，也有世系墓、郡王墓、镇国将军墓、辅国将军墓、奉国将军墓，还有郡主、县主及仪宾墓，几乎包括了明朝分封藩王世系的大部分封号主人墓。 但这些墓葬大多数被盗挖，不少墓葬情况不明。 有的虽然经过抢救性发掘，但因严重被盗，资料也不完整。 出土器物更是零散不成系统。 故江西的藩王墓仅选择出土器物比较多的三座墓葬进行介绍。 益端王朱祐槟夫妇合葬墓位于江西南城县红湖公社红岭大队外源村，1972年1月，江西省博物馆的考古工作者进行了发掘。 出土了200余件文物。 其中金银首饰、佩饰共计75件，除一对圆头金簪和一副玉带属于朱祐槟之外，都属于王妃彭氏。 出土的金银首饰种类包括簪子、扣、坠子、耳环、耳挖、花饰等。 金凤簪金凤簪一对，通长13.5厘米。 簪身内边錾刻银作局永乐贰拾贰年拾月内成造玖成色金贰两外焊贰分24字楷书款，这对金凤簪于朱祐槟长子朱厚烨墓中万氏棺内出土的金凤簪一样，均有银作局的字样，可能是皇宫内作为亲王纳妃彩礼之用。 鎏金掩鬂鎏金掩鬂一对，长7厘米。 簪首呈祥云状，簪首中部镶嵌红、蓝宝石一粒。 双蝶对梅镶宝石鎏金银扣双蝶对梅镶宝石鎏金银扣，2副，长8厘米、宽3.5厘米。 一粒大宝石扣为花蕊，梅花瓣成扣襻，扣襻脚两边分别饰蝴蝶纹，两两相扣后，成双蝶对梅状。 花蕊、花瓣和蝶身、蝶翅分别镶嵌大小红、蓝宝石，蝴蝶翅膀两边各有四个针眼。 虽是用作系襻的扣子，但仍极尽奢华。 其他如金钩、鎏金银花、霞帔金坠子、镶宝石鎏金钏等首饰都精美富丽。 不再一一赘述。 参考文献：许智范：《江西明代藩王墓考古收获》，《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4期。 江西省博物馆、南城县博物馆、新建县博物馆、南昌市博物馆编：《江西明代藩王墓》，文物出版社，2010年1月。

传统美德的故事

1、虞舜孝感动天《孟子》、《荀子》、《史记·五帝本纪》均载：舜大孝，父顽、母嚣、弟傲，他忍辱行孝，“顺适不失子道。 ”“舜耕历山。 ”汉·刘向首辑《孝子传》载其孝行，但未言象、鸟助耕事。 敦煌变文《舜子变》载，舜至历山，“见百余顷空田，心中硬咽。 种子犁牛，无处取之。 天知至孝，自有群猪（象）与（以）嘴耕地开垅，百鸟衔子抛田，天雨浇溉。 ”比较完整地表现了虞舜孝行的故事情节，并以诗赞曰：“孝顺父母感于天，舜子涛（淘）井得银钱。 父母抛石压舜子，感得穿井东家连”。 电峡墓砖雕表现的是后母虐待舜及舜扶犁驱象耕地、群鸟为之助耕一事，与敦煌《舜子变》文所载略有不同。 另在河南东汉宁孝子墓刻石、山西北魏琅琊王司马金龙墓木板漆画中有虞舜行孝故事情节。 宋·林同《孝诗》赞云：“孩提知所爱，妻子俱而衰。 大孝终身荣，子于舜见之。 ”（《四库全书》“别集”三，下引《孝诗》同此）。 元·郭居敬《二十四孝》列其为孝子之一，并序诗曰：“队队春耕象，纷纷耘草禽。 嗣尧登宝位，孝感动天心。 ”2、闵子骞单衣奉亲闵子骞（前515--？），《史记》有传，名损，春秋鲁国人，孔子弟子。 《论语·学而》载：“子曰：‘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 ’”萧广济、师觉授《孝子传》均载其孝行之事。 敦煌遗书《孝子传》载：“闵子骞，名损，鲁人也。 父娶后妻，生二子。 骞供养父母，孝敬无怠。 后母嫉子，所生亲子，衣加棉絮，子骞与芦花絮衣，其父不知。 冬月，遣子御车，骞不堪甚，骞手冻，数失韁靷，父乃责之，骞终不自理。 父密察之，知骞有寒色，父以手扶之，见衣甚薄，毁而观之，始知非絮。 后妻二子，纯衣以棉。 父乃悲叹，遂遣其妻。 子骞雨泪前白父言：‘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愿大人思之。 ’父惭而止，后母改过，遂以三子均平，衣食如一，得成慈母。 孝子闻于天下。 ……”（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下册卷八《孝子传》，下引同此）3、老莱子戏采娱亲老莱子，周楚国人，事二亲至孝。 师觉授首列其为《孝子传》人物之一，传曰：“老莱子者，楚人。 行年七十，父母俱存，至孝蒸蒸。 常著斑烂之衣。 为饮，上堂脚跌，恐伤父母之心，僵仆为婴儿啼。 孔子曰；‘父母老，常言不称老，为其伤老也。 若老莱子者，可谓不失孺子之心矣’”。 敦煌遗书《孝子传》所载略同，只是更为形象生动。 《孝诗》有赞；“七十已中寿，人生似此稀。 绝怜老莱子，犹反作儿戏”。 4、睒子鹿乳奉亲睒子，又作剡子、闪子、郯子,春秋鲁国人，孔子弟子。 关于他的孝行故事最早见于郭居敬《二十四孝》中。 实物雕刻表现较早的则是山西省壶关南村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墓和洛阳北宋崇宁五年（1106年）石棺线刻“二十四孝”图。 在敦煌写本中有睒子行孝事迹的记载，但这里的睒子却是印度迦夷国人，他孝养二盲父母的故事，见于多种佛经记载，主要有《佛说睒子经》、《六度集经》卷五《睒道士本生》等。 作为佛教艺术题材的睒子本生故事则在新疆克孜尔千佛洞、云冈石窟第9窟、敦煌莫高窟第428窟、麦积山第127窟等北朝或以前的石窟壁画中有较多的表现。 佛教传入中国后，与中国传统儒学相结合，表现孝道思想的睒子为当时的人们所利用，并借之以提倡传统孝道文化。 甚至在隋唐之际，佛教徒借重儒学孝悌观，创作《父母恩重经》伪经，借以宣传孝道思想。 敦煌遗书《父母恩重经》号14、阙40写本附孝子事迹记载：“……迦夷国王入山游猎，挽弓射鹿，误伤闪（睒）胸，二父母仰天悲哔。 由闪至孝，诸天下药涂疮，闪子还活。 父母眼开，明睹日月。 不慈不孝，天不感应。 闪子更生，父母开目。 人之孝顺，百行为本” 。 唐·智升《开元释教录》卷18引录《父母恩重经》内容与此相同。 郭居敬《二十四孝》载：“父母年老，俱患双眼，思食鹿乳，剡子乃衣鹿皮，入鹿群内取鹿乳供亲，猎者见而欲射之，剡子俱以情告，乃免。 ”5．曾参行孝曾参，又称曾子(前505～前405年)，春秋鲁国人，与其父曾点同为孔子弟子。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曾参，南武城人，字子舆，少孔子四十六岁。 孔子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 作《孝经》，死于鲁”。 萧广济首将其列入《孝子传》中，但未言具体孝行。 虞盘佑《孝子传》曰：“乐正者，曾参门人也，来候参。 参采薪在野，母啮右指，旋顷走归，见正不语，人跪问母何患。 母曰：‘无’。 参曰：‘负薪右背痛，薪堕地，何谓无?’母曰：‘向者客来无所使，故啮指呼汝耳。 ’参乃悲然”。 《太平御览》卷412“孝上”引《论语·孔子家语》记载有曾参为孝母而辞去在齐国做官的机会一事。 6．鲁义姑姊舍子救侄鲁义姑姊，春秋鲁国人，史籍称其为“村野之妇人”。 汉·刘向《古列女传》卷五、明·解缙《古今列女传》均载：齐国攻打鲁国，鲁义姑姊为救兄之子而置己子于不顾，齐将问其故，鲁义姑姊以大义陈之，齐军感悟而不再攻打鲁国，“鲁君闻之，赐妇人束帛百端，号曰义姑姊”。 画面所表现的是齐将与鲁义姑姊问答的情节，妇人所抱小儿与身后站立的一小儿应为一人，即兄之子，前立小儿为己子。 她不但以义行救了自己一家，而且保全了鲁国的安全，其义大哉。 7．原谷拖舆谏父原谷，实名元觉，又称圆觉、袁觉，清水电峡宋墓题记作“元角行孝”。 杂《孝子传》载：“原谷者，不知何许人。 祖年老，父母厌患之，意欲弃之。 谷年十五，涕泣苦谏，父母不从，乃作舆舁弃之。 谷乃随收舆归。 父谓之曰：‘尔焉用此凶具?’谷乃曰：‘恐后父老，不能更作，得是以取之耳’。 父感悟愧惧，乃载祖归供养。 尅己自责，更成纯孝。 谷乃纯孙。 ”此段记载又见于《太平御览》卷519。 敦煌遗书《搜神记》引《史记》曰：“孙元觉者，陈留人也。 年始十五，心爱孝顺。 其父不孝，元觉祖父年老，病瘦渐弱，其父憎嫌，遂缚筐举舁弃深山。 元觉悲泣谏父。 父曰：‘阿年老，虽有人状，昏耄如此，老而不死，化成狐魅。 ’遂即舁父弃之深山。 元觉悲泣大哭，随祖父归去于深山，苦谏其父。 父不从。 元觉于是仰天大哭，又将舆归来。 父谓觉曰：‘此凶物，更将何用?’觉曰：‘此是成熟之物，后若送父，更不别造’。 父得此语，甚大惊愕：‘汝是吾子，何得弃我?’元觉曰：‘父之化子，如水之下流，既承父训，岂敢违之。 ’父便得感悟，遂即却将祖父归来，精勤孝养，倍于常日。 孔子叹曰：‘孝子不违其亲，此之为也。 ”8．文帝亲尝汤药文帝，即汉文帝刘恒，高祖第三子。 《汉书·文帝纪》载：初封代王，生母薄太后常病，三年帝目不交睫，衣不解带，亲供粢盛。 坐罪不及父母，下哀矜之语，仁孝闻天下。 郭居敬《二十四孝》列入孝子之一，并序诗曰：“仁孝临天下，巍巍冠百王。 莫庭事贤母，汤药必亲尝”。 9．淳于缇萦舍己救父淳于缇萦，《史记》、《汉书》有传。 《太平御览》、《艺文类聚》分别引《史记》、《汉书》传为孝女：“淳于缇萦者，齐人也。 父淳于意为太仓令，生女五人，萦最小。 父犯罪当刑，乃骂其女曰：‘生女不生男，缓急非有益也’。 缇萦自伤涕泣。 随父至长安，诣北阙上书言：‘父为吏，齐中皆称廉平。 今坐法当刑，妾伤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续。 虽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由。 妾愿没为官奴，以赎父之刑，使得自新。 ’汉文帝悲怜其意，原其父罪”。 (《太平御览》卷415)。 画面表现的正是缇萦随父至长安为父赎罪的情形。 林同《孝诗》赞曰：“仁矣文皇诏，悲哉孝女书。 至今民受赐，非但活淳于。 ”10．刘平舍子救侄刘平，字公子，东汉楚郡彭城人，本名旷，显宗后改为平。 《后汉书》、《东观汉纪》均有传，王莽时任郡吏，守葘丘长，后举孝廉，拜济阳郡丞，九江郡全椒长。 “更始时，天下乱，平弟仲为贼所杀。 其后贼忽复至，平扶侍其母，奔走逃难。 仲遗腹女始一岁，平抱仲女而弃其子，母欲还取之，平不听，曰：‘力不能两活，仲不可以绝类’，遂去不顾”。 《东观汉纪》卷l7载刘平“以仁孝著闻”。 他不但孝顺父母，而且仁义救侄而弃己子。 《孝诗》赞曰：“弟类那容绝，吾雏听自生。 刘平端为母，伯道特沽名。 ”11．董永卖身葬父董永与仙女的故事见诸于许多文献记载，刘向《孝子传》称他为“前汉董永。 ”三国魏曹植《灵芝篇》赞道：“董永遭家贫，父老财无遗。 举假以供养，庸作致甘肥。 债家填门至，不知用何归。 天灵感至德，神女为秉机。 ”《法苑珠林》卷六二引刘向《孝子传》载有较完整的情节：“董永者，少偏孤，与父居，乃肆力田亩，鹿车载父自随。 父终，自卖于富公以供丧事。 道逢一女，呼与语曰：‘愿为君妻。 ’遂俱至富公，富公曰：‘汝为谁?’答曰：‘永妻，欲助偿债’。 公曰：‘汝织三百匹，遣汝。 一旬乃毕，女出门谓永曰：‘我天女也，天令我助子偿人债耳。 ’语毕，忽然不见”。 敦煌遗书记载董永及其孝行故事的有《父母恩重经》、《孝子传》、《古贤集》，并有专门的《董永变文》。 《孝子传》除引详细的董永事迹外，还说“天子征永，拜为御史大夫”。 《古贤集》也云：“董永卖身葬父母，感得天女助机丝。 ”《董永变文》唱文长达一百三十四句，其中也有董永拜别仙女一事，与墓葬雕绘情节一致。 唐末五代时，董永传说极盛，至宋代时又有小说《董永遇仙记》，董永行孝的故事已十分完善。 12．紫荆复萌(或田真兄弟)周景式《孝子传》最早记载“荆树连阴”的故事：“古有兄弟忽欲分异，出门见三荆树株接叶连，阴叹曰：‘木犹欲聚，况我兄弟而欲殊哉!’遂还，相为雍和也。 一曰田真兄弟。 ” 《太平御览》卷416、959及《艺文类聚》卷89、《初学记》卷17所引与此同。 唯《御览》卷421“义中”引《续齐谐记》稍详，与墓葬雕刻内容更为接近，并指出田真为西汉人，成帝时官至太中大夫，“田真兄弟三人，家巨富，殊不睦。 忽共议分财。 金银珠物各以斛量，田业生赀，平均如一。 唯堂前一株紫荆树花叶美茂，共议欲破为三，人各一分，待明就截之。 尔夕树即枯死，状火燃，叶萎枝摧，根茎焦焠。 真至，擕门而望之，大惊，谓语弟曰：‘树木同株，闻雷分析，所以焦悴，是人不如树木也。 ’因悲不自胜，便不复解树。 树应声遂更青翠，华色繁美。 兄弟相感，更合财产，遂成纯孝之门”。 画面表现的正是兄弟三人见树枯死而感悟痛哭的情景。 敦煌遗书《二十四孝押座文》载有“共树共枝争判割，同胞同乳忍分张”，当指此事。 13．姜诗孝母姜诗，字士游，东汉广汉雒(今四川广汉县)人。 《东观汉纪》卷17载：“诗性至孝，母好饮江水，令儿常取水，溺死。 夫妇痛，恐母知，诈曰游学。 岁岁作衣，投于扛中，俄而涌泉出舍侧，味如江水，旦生鲤一双。 ”《后汉书·姜诗妻传》所载略同，言诗妻亦“奉顺尤笃”，并记有姜诗遣妻一事。 敦煌遗书引《孝女传》所载与此基本相同。 林同《孝诗》赞曰：“日常供鲤鲙，旦辄汲江流。 儿溺言游学，妻还感珍羞”。 清水电峡墓将死去的姜诗雕刻出来以表示姜诗的孝行，实则其妻亦属孝妇。 郭居敬列其为二十四孝之一。 14．蔡顺拾葚供亲蔡顺，字君仲，汝南安城(今河南汝县东南)人，“以至孝称”。 《后汉书》有传。 《东观汉纪》卷16记：“王莽乱，人相食。 顺取桑椹，赤黑异器。 贼问所以，云：‘黑与母，赤自食’。 贼异之，遗盐二斗，受而不食”。 《孝子传补遗》所载与此基本相同，也与墓葬雕刻完全一致。 但是，杂家《孝子传》所记又与前不同：“……母饮酒吐呕颠倒，恐母中毒，尝母吐验之”。 是为《初学记》所记“蔡顺尝毒”之事。 林同《孝诗》记有其孝行事四件：‘贼疑拾椹异，母怪弃薪还。 雷震辄圜冢，火飞因伏棺”。 敦煌遗书引《后汉书》亦记有“拾椹”、“尝毒”、“火起伏棺”、“雷震圜冢”四件孝行。 查《后汉书·蔡顺传》记载并无拾椹供亲之事，而记“心痛悟母”、“闻雷哭墓”二事，与前述曾参“心痛悟母”及后述的王裒“闻雷泣墓”颇为相似。 15．赵孝舍己救弟赵孝，又名赵孝宗，山西长子县石哲金墓榜题“赵孝宗”。 《后汉书》有传，沛国蕲(今安徽宿县)人，父善，王莽时为田禾将军，任孝为郎，传曰：“及天下乱，人相食。 孝弟礼为饿贼所得，孝闻之，即自缚诣贼，曰：‘礼久饿羸瘦，不如孝肥饱。 ’贼大惊，并放之。 ”《东观汉纪》卷17、《初学记》卷17、《艺文类聚》卷20均有载，并记有“赵孝食蔬”的故事。 墓中表现的均为其舍己救弟的情节。 16．曹娥哭泣曹娥，《后汉书·曹娥传》曰：“孝女曹娥者，会稽上虞人也。 父盱，能弦歌，为巫祝。 汉安二年五月五日，于县江诉涛(迎)婆娑神，溺死，不得尸骸。 娥年十四，乃沿江号哭，昼夜不绝声，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 至元嘉元年，县令度尚改葬娥于江南道傍，为立碑焉”。 《太平御览》卷415“孝女”引《会稽典录》与此相同。 《孝诗》有赞诗。 17．茅生杀鸡茅生，即茅容，《后汉书》有传，字季伟，东汉陈留人。 《艺文类聚》卷20“孝”、《太平御览》卷414“孝下”均引《郭林宗别传》记曰：“茅容，……年四十余，耕于野。 时与等辈避雨树下，众皆夷踞相对，容独危坐愈恭。 林宗行见之而奇其异，遂与共言，因请寓宿。 旦日，容杀鸡为馔，林宗谓为己设，既而以供其母，自以草蔬与客同饭。 林宗起拜之曰：‘卿贤乎哉！’因劝令学，卒以成德。 ”画面表现的正是茅生杀鸡的情节。 《孝诗》赞曰：“鸡乃为母设，蔬惟与客同，贤哉茅季伟，误矣郭林宗。 ”18．江革行佣供母江革，字次翁，汉代齐国临淄人(今山东临淄)，《后汉书》、《东观汉纪》均有传。 晋陶潜《孝传》有录。 传曰：“江革，齐人也。 汉章帝时，避贼负母而逃，贼贤之，不害，而告其路。 竭力庸债，以致甘暖，和颜悦色，以尽欢心。 欲亲之安，自挽车以行。 乡人归之，号曰江巨孝。 位至五官中郎将，天子嘉焉，宠遇甚厚。 告归，诏书褒美。 就家礼其终身，以显异行。 ” ]敦煌遗书《孝子传》有载，较略：‘江草(革)字次翁，齐国临淄人也。 老母年迈，次载母不使牛马，乃自居辕中，挽车令不动摇，恐母不安。 后汉人也。 ”所记为其“行佣供母”的情节，并未证“负母逃难”事。 墓葬所刻则为其负母避贼逃难的情节。 郭居敬列其为二十四孝之一。 19．郭巨埋儿郭巨，河内温(今河南温县西南)人。 汉刘向首辑郭巨入《孝子传》中。 宋躬《孝子传》亦有载。 敦煌遗书中发现附有孝子事迹的《父母恩重经》写本中有“郭巨至孝，天赐黄金”之句。 另有多件写本单独记其事，较刘向所记稍详，但基本一致，并指出郭巨为东汉人。 其中《搜神记》记其孝行曰：“昔有郭巨者，字文气，河内人也。 家贫，养母至孝。 巨有一子，年始两岁，巨语妻曰：‘今饥贫如此，老母年高，供勤孝养，恐不安存。 所有美味，每减与子，今母饥羸，乃由此小儿。 儿可再有，母难重见。 今共卿杀子，而存母命。 ’妻从夫言，不敢有违。 其妻抱子往向后园树下，欲致子命。 巨身掘地，欲拟埋之，语其妻曰：‘子命尽未?’妻不忍即害，必称已死。 巨掘地得一尺，乃得黄金一釜，釜上有铭曰：‘天赐孝子之金。 郭巨杀子存母食，遂赐黄金一釜。 官不得夺，私不得取。 ’……” 敦煌《孝子传》S．389(乙卷)序诗云：“郭巨专行孝养心，时年饥险苦来侵，每被孩儿夺母命，生埋天感赐黄金。 ”又《古贤集》曰：“郭巨夫妻生葬儿。 ”郭居敬列其为二十四孝之一。 20．王祥卧冰王祥，字休微，东汉琅琊(今山东诸城县东南)人，官至汉光禄勋，晋武帝拜为太保，赐爵为公。 《晋书·王祥传》载：祥性至孝，继母朱氏不慈，犹令扫除牛下，祥愈恭谨，“父母有疾，衣不解带，汤药必亲尝，母常欲生鱼，时天寒冰冻，祥将解衣剖冰求之，冰忽自解，双鲤跃出，持之而归。 ……有丹奈结实，母命守之，每风雨，祥辄抱树而泣。 其笃孝纯至如此”。 晋萧广济首将其列入《孝子传》中，《孝诗》赞其孝行曰：“风李应难守，冬鱼未易求。 剖冰不辞冻，抱树可胜愁。 ”有的墓将此两件孝行同时刻出。 敦煌遗书《孝子传》引《魏书》仅记其“守树”、未言“卧冰求鲤”事。 郭居敬列其为二十四孝之一。 21．丁兰刻木事亲丁兰，汉代河内(今河南武陟县西南)人。 《太平御览》卷414“孝下”、“禄养”条引《孙盛逸人传》曰：“丁兰者，河内人也。 少丧考妣，不及供养，乃刻木为人，仿佛亲形，视之若生，朝夕定省……。 ”曹植《灵芝篇》赞曰：“丁兰少失母，自伤早孤焭。 刻木当严亲，朝夕致三牲。 暴子见陵侮，犯罪以无形。 木人为泣血，免泪全其名。 ”敦煌遗书中有“丁兰木母，以灵感应”之句。 敦煌写本《孝子传》记载甚详。 另P．3680写本记曰：“丁兰(刻)木作慈亲，孝养之恩感动神，图舍忽然修斩如，血流洒地真如人。 ”《孝诗》也有赞。 郭居敬列其为二十四孝之一。 22．陆绩怀桔陆绩，字公纪，吴郡吴人，仕吴为郁林太守，博学善政，见称当时。 《后汉书》、《三国志·吴书》均有传。 传曰：“绩年六岁，于九江见袁术。 术出桔，绩怀三枚，去，拜辞堕地，术谓曰：‘陆郎作宾客而怀桔乎?’绩跪答曰：‘欲归遗母。 ’术大奇之。 ”其孝顺如此！《初学记》卷17亦引《吴志》记有“陆绩怀桔”事。 其故事画最早见于北魏洛阳宁懋石室。 《孝诗》赞曰：“陆郎作宾客，怀桔欲何为。 遗母当然事，袁公乃称奇。 ”23．孟宗哭竹孟宗，字恭武，三国吴江夏(今湖北汉阳县之鲁山)人，本名宗，避孙皓字，易名仁。 任吴令、盐池司马，累迁光禄卿、司空。 《三国志·吴书》引《楚国先贤传》曰：“宗母嗜笋，冬节将至。 时笋尚未出，宗入竹林哀叹，而笋为之出，得以供母，皆认为至孝之所致感。 ” 白居易《白氏六贴》亦称：孟宗后母好笋，令宗冬月求之，宗入竹林恸哭，笋为之出。 敦煌遗书《孝子传》所载更略。 又敦煌遗书《古贤集》有“孟宗冬笋供不阙” 之句。 《孝诗》赞曰：“万象死灰色，千林号怒声。 何人苦哀泣，冻竹强抽萌。 ”郭居敬列其为二十四孝之一。 24．王裒闻雷泣墓王裒，字伟元，三国魏城阳营陵(今山东临淄西北)人。 《晋书·王裒传》载其孝行曰：“庐于墓侧，旦夕常至墓所跪拜，攀柏悲号，涕泪著树，树为之枯。 母性畏雷，母没，每雷，辄至墓曰：‘裒在此’。 乃读《诗》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未尝不三复流涕。 门人受业者并废《蓼莪》之篇。 ”《孝子传补遗》、《孝诗》所记与此略同。 敦煌写本伯．2621(原卷)亦记王裒孝行，但无“泣墓”事。 S．5776(甲卷)、伯．3536(丙卷)记载较详。 丙卷序诗曰：“王裒慈母怕雷声，每至春间不得宁，乃至百年亡没后，语坟犹怕阿娘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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