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胸验肺时的张海超

红星新闻记者｜李毅达

编辑｜包程立 责编丨魏孔明

张海超想好好活着，为了闺女，为了老父母，也为了一直看着他的尘肺病友们。

这是他开胸验肺之后的第16年，曾经那场决绝的“演出”早已经落幕，生活的泥沼一点一点把他包裹住，慢慢“吞下”。

作为一名尘肺病人，他很“幸运”，能认定工伤，有赔偿和保险，做了肺移植手术，不用那么担心自己过两年就会慢慢死掉。

但后面这些年，好运气似乎在慢慢耗尽，他想尽办法，想多挣些钱，买公交车、干代驾、开早餐店，但总是因为种种原因而受挫，甚至至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把外债还完。

今年44岁的张海超这几年长了不少白头发，在采访中，说起“一地鸡毛”的生活，说起“兜兜转转还是一场空”的现状，他几次崩溃，泪流不止。

但这些情绪被藏进了生活中，几乎不会向别人倾诉。他不想让那些视他为希望的尘肺病友们失望，他依然想好好活着。

（一）病情

“这些年花在治疗上的钱，能买一套别墅”

张海超老家的院子里有两棵杏树，种了20多年，已经结了满满果实，窗边晒着干了的杏核。树荫下有一间上世纪90年代修的白色房子，被隔成了一个卧室和一个客厅，张海超有时会睡在这里。他的父母睡在另外一间砖房里，那间房是1980年修的，比他还大一岁。

卧室对面，是一个土砌成的羊圈，矮小，面积也不大。打他记事起，里面就住着父亲养的羊和牛，如今，他父亲年龄大了，还要照顾他偏瘫的母亲，就卖掉了羊。

他的父母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儿子开胸验肺后回家时的情景，那年的夏天格外炎热，没钱住院的张海超被拉回家里，胸部开了一个大口子，虚弱到说不出话。

但好在，他成功拿到了诊断书，获得了工伤认定，接下来，是一笔不菲的赔偿款，用这笔钱，他做了双肺移植手术，到现在，已过去了近12年。

“这12年时间总体来说身体状况还是可以的，最起码没有出现什么大的并发症。”张海超的语气很平静，但这平静之下，是尘肺病带来的终身重压与无休止的经济消耗。

尘肺病与其他工伤不同，是永无终结的，随时间推移病情会加重，即便做了肺移植手术，也需要终身服用抗排异药物，一旦出现排异，后果几乎是死亡。“不管拿了多少钱，结果可能都是人财两空。”

药物是维持生命的必需品。老家床头的一个箱子里，堆满了张海超这些年吃光的药盒子，压瘪了塞在一起，满满当当足有几十斤。现在他一天吃两顿，每次吃七八种药，一天的药钱要几十块。

而在之前情况最糟糕时，一天就要吃六顿，既要吃抗排药，又要吃抗感染药等等。

“这些年挣的钱差不多都在这里了。”张海超细算过，“这些年花在治疗上的钱，能买一套别墅。”

张海超这些年吃药剩下的部分药盒

除了吃药，去医院复查也很耗人心力。原本，他每年都要去无锡，到当年给他做肺移植的那家医院做复查，但因为缺钱，他前两年都没去，只是每个月在郑州检查一些基础的身体指标。但不断听到，有病友因为排异反应而去世，他也有点慌，今年也要去做一次复查。

公开资料显示，近年来，国家积极开展防止因病返贫监测，将尘肺病纳入30种监测大病专项救治病种，保持相关救治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目前纳入监测范围的因尘肺所致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突发严重困难户“三类户”的救治率达99%以上。

公益组织“大爱清尘”秘书长方晓星今年在接受农民日报采访时表示，“近年来，国家出台了许多尘肺病相关的政策，对无责任主体尘肺病患者的保障可以概括为，融入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中，用医保来保障医疗，用低保来保障生活。”

张海超拿到了工伤认定，住院看病的花费也有部分得到了报销，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济上的压力。

（二）生活

“在本该撑起一个家的年纪，把日子过得一地鸡毛”

生活并不容易，换了肺的张海超没能像他想象中的那样越来越好，反而“一地鸡毛”。

2014年，他用一部分赔偿款加上找朋友借的钱，在老家新密买了一辆公交车，15年的时候换成了新能源的车辆。开始几年，情况还不错，每个月能赚个七八千块钱，除了自己的医药费和养家的费用，还能还一点外债。

后来，情况越来越糟糕，客流量越来越少，与之相匹配的是公交线路越来越少，车的数量也越来越少。网约车、共享单车甚至家家户户自己买的电动车，都在冲击着公交车的生意，再加上拿不到补贴，现在的公交车几乎需要他每个月往里面贴钱。

比如一个普通的工作日，张海超需要早上五点四十起床，六点四十发第一班公交，晚上七点四十下班，全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跑七个来回，行驶大概140公里到150公里，收入刷卡114块钱，现金大概二三十块钱。

但张海超面临的经济压力一点都没放松，他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种压力，是“无奈”也是“无助”，女儿今年上了大学，爸妈每个月得吃药，自己也得吃药，还要还之前借下的外债，他每一天都在想，以后的生活该怎么去面对。为了省点钱，他的“算计”渗透到每个角落：开车走访病友，“能不走高速就不走”，“在稍微偏僻一点的地方住宿、吃饭”。

张海超在走访尘肺病人

张海超从没停止尝试，他不怕苦也不怕累，渴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像正常人一样去工作，去生活，但总会在稍微有点起色的时候因为身体原因而中止。比如他做过代驾，但到了冬天，在零下十几度的天气里骑着电动车，会让他经常感冒。

再比如他在2021年开过的早餐店，投资了70多万，租下一个80多平方米的房间，摆了十几张桌子，卖胡辣汤和包子。冬天的时候他3点就要起床，夏天还要更早点。一开始，生意还行，张海超充满了信心，坚持了一年多，疫情和身体的双重压力有点让他吃不消了，那一年，他瘦了40多斤，最瘦的时候只有110多斤。

此外，他偶尔也会去跑几趟旅游大巴，老板按趟数给他结工资，有活的时候，平均每天能赚200多块钱，但他觉得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是跑一些长途，身体上有些吃不消，另外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到一定年龄可能用的人也不多了。”

接连的打击在2022年底达到顶峰。长达几个月不能工作不能出门，公交车停运，早餐店关门，他觉得自己有点顶不住了。他说，自己在本该撑起一个家的年纪，却把日子过得一地鸡毛，这些痛苦他深埋心底，他想给别人留下一个积极生活的形象，“没有跟别人说过，老人和孩子，说了之后让他们过多的担心，只能自己去扛。只有用时间去磨平。”

他有时会安慰自己，只有坚持活下去，才能想其他的事情。

（三）女儿

一手带大的女儿是他的支撑，如今女孩已长大

支撑张海超在艰难中跋涉的，有他一手带大的女儿。

他的卧室书桌上摆着一张和女儿的合照，两个人坐在一张长椅上，女儿从后面紧紧地抱着他。或许是因为和女儿合照的机会不多，张海超至今仍然记得那张照片拍摄时候的场景：他带着女儿上舞蹈班，中午休息时，他和一个寻求帮助的尘肺病人打电话，女儿黏他，一直抱着他不放手，一名来采访的记者定格下这个瞬间。

如今，照片已经发白，人的轮廓都有些模糊，照片中的小女孩也已经长大，今年上了大学，离开了家乡，一年才会回来几次。父女俩的性格都比较内向，平日里很少有深入的交流或者谈心。

女儿应该早早就知晓了父亲的病痛。肺移植手术那年，她刚上一年级，却已学会在父亲服药时间精准掰出药粒、端来温水；一次江西台转播纪录片时，她指着屏幕喊：“爸爸上电视了！”但在张海超有意地回避下，他们没怎么谈过关于病情和未来的话题。

只有一次，张海超担心自己活不到60岁，没法继续领养老金，他告诉女儿如果那样的话会退还一笔钱。但女儿的回答是：她不需要那笔钱，她只想让爸爸好。

张海超的老家小院

（四）责任

希望自己能让尘肺病人感受到积极、乐观、向上

在女儿之外，张海超觉得自己也有一种责任，来过好自己的生活，因为有很多尘肺病人都在关注着他。他不愿意队伍表露出自己在生活中的挫折和不幸，不想让他们因为自己而失望，希望自己能让这些尘肺病人感受到积极、乐观、向上。

有很多病友羡慕他的幸运，但他的幸运，对那些病友来说，是遥不可及的，所以他好好活着，对其他人来说，也是种鼓励，尽管在张海超看来，用“幸运”来说这种事情，是很“悲惨”的。

开胸验肺之后，他成了尘肺病人里面的名人，这些年来，他一直坚持做公益，跟随大爱清尘组织走访和帮助尘肺病人，但最近几年，因为经济压力，走访的次数变少了，大多数时候通过线上的方式来提供帮助，比如他的社交平台账号满是尘肺病人的求助，也建了不少群聊，供尘肺病人们交流信息。

张海超在帮病友起草法律意见

现在，每天依然会有病人或家属联系到他，他的手机总在震动，开公交时不能接，他就“到站以后再给他回过去”。这些求助背后往往是很复杂的，职业病诊断被拒、赔偿执行无望等等，张海超会无偿帮他们写申诉状、出主意、甚至代写法律文书，即便过得不好，他也没想过去“挣不该挣的钱”。

尘肺病人需要张海超，张海超也同样需要这些尘肺病友，从他们身上，他看到了对生活的信心和向往，安慰他们，也是在安慰自己。

张海超在走访一名自主创业的尘肺病人

去年6月，肺移植后11周年的那天晚上，下了班的张海超自己开着车去了嵩山，带了几瓶水，充电宝和手电筒，从晚上11点40开始爬，直到凌晨5点到了山顶，看到了日出。

他想挑战自己，当他站在山顶向下望的那一刻，就觉得这也不是特别难的一件事，就好比之前做的一些事情，也好比活着，可能在中途觉得很难，坚持不下来，但最终，还是会登上山顶。

张海超的验肺维权

张海超第一次出现咳嗽、胸闷的症状是在2007年8月。 起初当感冒治了很久，挨不住了，去医院做了个胸片检查，发现双肺有阴影。 此后，在河南省的许多大医院里，他相继排除了肺癌、肺结核等可能，最终，有医生想到了“尘肺”。 张海超这才想起，可能是自己工作环境的问题引起的，因为在工厂他做过杂工、破碎工，其间接触到大量粉尘。 同村的张喜才也曾在该处打工。 2006年9月，张喜才被诊断为尘肺2期，过了不到半年就死掉了。 老乡的死当时并没有让张海超警觉。 他觉得自己还年轻，更何况，早在2007年1月，自己曾参加单位组织的体检，还到新密市卫生防疫站拍了胸片，后来也没听说有什么问题。 等到肺病严重到工作都吃力了，2009年1月6日，张海超才来到新密市防疫站查询。 他第一次看到了2007年拍的胸片，胸片上有明显的阴影。 在当地电视台的采访中，郑州市振东耐磨材料厂负责人承认，防疫站要求复检的通知并没通知张海超。 另一名负责人私下里对张海超说，“体检是公司出的钱，没有把结果告知个人的义务。 ” 这个真实的故事令人心碎。 张海超的被迫自救，更像在拿健康甚至生命冒险，赌自己没病(肺结核)，而是社会(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有病(“误诊”)。 郑大一附院的诊断也证明张海超是对的。 不幸的是，由于无权做职业病鉴定，该院的诊断只能作为参考，一切还要看郑州职防所是否会“持之以恒”地继续“误诊”。 据说，在开胸后张海超曾找过新密市信访局，答复是他们只认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的鉴定结论。 为维权求医，近两年来张海超花费近9万元的医疗费，早已债台高筑。 耐人寻味的是，张海超自知面对的是一家大企业，“我这是一个人在战斗！”他也深信在那个企业里与他有相同遭遇的工友，还另有其人。 这种“一个人在战斗”的公民形象，其痛感之深，情何以堪。 张海超不服。 几个月后，他拿着本来要做鉴定的7000多元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做了开胸肺活检。 他一度以为，只要把自己的胸膛打开，一切都会一目了然。 2009年6月的一天下午，他异常平静地对麻醉师说：“麻烦您转告主刀大夫，把我开了胸之后，要注意我那肺上到底是啥。 ” 5个多小时后，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身上缠着绷带的张海超醒来后，絮絮叨叨说了好多话。 一名参与手术的大夫第一时间赶来告诉他：“我们已经看了，你那就是尘肺。 ”一周后，张海超给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打电话。 “你们误诊了”，他对一名业务科工作人员抱怨。 不料电话那头，职防所的工作人员冷冷地告诉他，开刀的医院“没有做职业病诊断的资质”。 一个冒着生命危险换来的病理学证据，就这样被轻易地否定了。 不过，媒体记者抓住了这个新闻，经过一番渲染，张海超的“悲怆之举”，引发了空前关注。 这个内向安静的小伙子觉得自己被企业欺瞒了。 这时候，他已经被病痛折磨了两年。 他决定先确诊再索赔。 不过，当他前往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求诊时，振东公司却拒绝出具有关张海超的职业健康监控档案等相关材料。 而这些材料是做职业病鉴定所必需的，缺了这些，职防所拒绝作诊断。 无奈之下，张海超走上了上访之路。 因去的次数太多，“信访办的人看见我，大老远就把玻璃门关了”。 到后来，新密市的市委书记先后接访了3次，张海超也没拿到完备的材料。 张海超回忆，最后的结果是，市委书记最后决定，“你也别纠缠了，也别要材料了，单位不会给你出。 我先给你走后门，你先去诊断吧。 ”于是，他终于如愿以偿完成了诊断。 “如果合并成别的，比如肺气肿，我当时就不会有那么大质疑了。 ”张海超回忆说，这两年的求医过程中，他做了大大小小近百次检查，肺结核始终是重点筛查对象，每项结果都显示成阴性，且这些材料都提交给了职防所。 此外，他还远赴北京，在北医三院、煤炭总医院这类具有资质的职业病机构做过检查，有时甚至在一个医院挂两个号，就为了“多听听意见”。 “到最后，意见都一致了，都说肯定是尘肺。 ”张海超至今仍旧不明白，“为什么明明是尘肺，还要按结核诊治，这不是误诊吗？”此时的张海超知道该如何去争取自己的权利。 他早就弄清楚了《职业病防治法》，知道自己可以通过依法申请鉴定对职防所的诊断作出评判。 原本，他已经向郑州市卫生局申请鉴定，并且在2009年6月9日上午带着卫生局的文件去找了鉴定委员会。 “职防所的几名工作人员却都劝我放弃鉴定。 其中一个人说，想推翻我们那个结论，你是不好办的。 ”张海超说，“我这才发现，鉴定委员会与职防所在同一栋楼里。 ” 不过，郑州市职防所业务科长光在省否认了这个说法，他认为该机构工作人员不可能说这样的话。 在媒体和公众的关注下，相关医疗机构也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郑大一附院呼吸内科副主任医生程哲一直记挂着她那个年轻的病人。 “他的片子一直都刻在我脑子里，双侧阴影。 ”她说，“说白了，就是两个大疙瘩。 ” 最终开胸手术后取出了两个样本，肺检结果显示：“肺组织内大量组织细胞聚集伴炭木沉积并多灶性纤维化”。 程哲当时在张海超的出院证明上写道“尘肺合并感染”。 这6个字给她本人带来了麻烦。 按照规定，她所在的医院尽管是河南省最好的医院之一，却不具备做尘肺诊断的资质。 不过，在有关部门到医院调查了解时，她也曾反问：“我仍然给他写肺结核？那岂不超过了作为医生的道德底线？”职防所则有不同意见。 他们更强调资质，面对媒体的采访，被授权的发言人光在省捧出一堆用笔勾画过的材料，向记者们证明：其他医院作出的诊断不合法。 “我觉得就张海超这个事，是一个向老百姓宣传普及相关知识的好机会。 ”他说。 据光在省介绍，尽管目前张海超一事是做鉴定还是复检尚没有定论，但职防所非常重视。 这几天，张海超当时在职防所内诊断的材料被重新取出，所内专家以及省内专家一起进行了一次内部的会诊。 而一份《尘肺病理诊断标准》规定，只有外科肺叶切除标本和人死后的尸体解剖才能作为参考依据，至于张海超的“开胸验肺”，被特地注明不作为参考标准。 现在，张海超身体上的伤口还没有愈合，关于他的医学诊断也还没有最终结果。 尽管他一度以为，只要把自己的胸膛敞开，一切都会一目了然，但现在，他却无奈地发现，整件事情就像他肺部那团阴影一样，一时说不清楚。 农民工开胸验肺这是个巨大的讽刺得病以前，张海超与妻子都在郑州打工，一个月能挣2000多元，去掉日常花销，还有余力把女儿送到郑州市区的双语幼儿园上学，好日子才刚开始。 而现在，他已经没法去劳动，闻见怪味，咳嗽就止不住，整个家庭的重担落在妻子身上，因为借了债，有时候老乡面对面都不打招呼。 女儿也不得不离开幼儿园的伙伴们，回到老家。 在妻子王玲玲眼中，得了这个病之后，丈夫也变得和以前不同，以前说话声音可小了，特温柔，现在却经常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2009年3月份病重时，镇里曾给他批下一笔困难补助，后来跑了4个月，直到7月8日，300元才拿到手。 而在媒体集中报道后不久，7月17日晚上，一位副镇长揣着信封走进张家，村支书进门就说，“镇领导看了相关报道拍案而起，很气愤，也很伤感。 说镇里先拿1万块钱给海超，先看着病，维持生活。 ”现在的张海超正颓然躺在自家那间旧瓦房里。 为了凑够这次的手术费，刚收的小麦当天就卖了，父亲把12只绵羊也都卖了，然后又四处借钱。 因为承担不起每天数百元的医疗费用，手术后一周，他就不得不回到没有空调的家里养伤，每天让村卫生所的大夫输几瓶相对便宜的消炎药。 那条15厘米长的刀口暂时没有感染，却长满了痱子。 案例分析具体到张海超之个案，一方面，表现为相关法律有漏洞可钻。 根据《职业病防治法》的相关规定，职业病诊断应当综合分析病人的职业史，分析职业病危害接触史和现场危害调查与评价，需要用人单位提供有关职业卫生和健康监护等资料。 然而，从实际效果看，用人单位很少愿意“自证其罪”。 如有医生指出，“得了职业病，还得单位开具证明才能鉴定，说是让高污染企业凭良心办事，其实恰恰给企业留下了能钻的空子”。 在切身利益面前，企业良心靠不住。 另一方面，则是法治与社会之阙如。 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类似个案时有发生？为什么自救者时常走投无路，不得不采取极端方式？为什么原本由全社会担负的自救成本，却要由一位孤苦无告的农民承担？在人类还没有完全放弃“以暴易报”的思维前，人们在张海超身上也看到了一种“让人含泪的暴力”，一种并不施害于他人，而是加诸自身的暴力。 为证明自身清白(得的是职业病而非普通的传染病)而“开胸验肺”，又何尝不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自残”？事件影响“张海超事件”之后，郑州市将组织开展职业卫生专项监督检查。 组织人员对张海超及其工友以及从事粉尘作业的人员进行排查登记，并进行健康体检，建立诊疗救治绿色通道。 郑州市人民政府下发了《关于开展职业卫生专项监督检查的紧急通知》，迅速在全市范围内全面开展职业卫生监督专项检查。 在8月底前，完成对粉尘、有毒化学品等行业职工的健康检查。 建立职业病防治的长效机制。 加强卫生、安监、劳动保障、工会、民政等部门的沟通协作，密切联系、互通信息、协调配合，建立长效工作机制，形成监管合力。 对日常监督检查中发现的生产经营单位职业危害预防性卫生审查、职业健康监护、职业危害申报等方面存在的违法行为，及时互相进行通报。 提高职业卫生技术服务能力。 把加强辖区内职业卫生服务能力建设列入重要议事日程，鼓励有条件的医疗机构积极申请职业病诊断资质、健康检查资质，加快职业卫生技术服务网络建设，为劳动者、用人单位提供方便、快捷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 注重宣传培训。 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等职业卫生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培训，提高用人单位的职业病防治责任意识和劳动者的职业病防治意识，充分调动群众的参与积极性，让社会和群众关心、支持和监督职业病防治工作。 名人效益维权在多起代理维权案件中，相比于张海超所能提供的法律和实践经验援助，似乎其个人光环下的“名人效应”更起作用。 然而，张海超的“名人效应”似乎也仅仅限于震慑力，在上文提及的黄福华、登封案件中，法院均作出了“不予受理”的决定，而张海超也明白“靠我的名片去维权，这说明（职业病维权）还是无法可依”。 据统计，张海超接触尘肺病友一千多人，介入一百多起案件，地域覆盖河南、贵州、四川、广东、浙江等地，“能够维权成功的，百分之一不到”。

河南农民工为认定工伤“开胸验肺”，牵出哪些违法事件？

河南民工张海超，为了认定工伤不都有的情况下，要求开胸验肺，这件事情在当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究竟是什么样的事情导致了一个民工需要作出开胸验肺这样危险的事情来给自己认定工伤呢？开胸验肺一经爆出，在网上引起了社会人士的广泛关注，最终张海超拿到了自己的工伤认定书，但是在这个事件背后却牵扯出了一系列的违法事件，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时隔12年之久，河南民工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背后的真相，终于被人们揭开了。 中国检查网在网上公布了，与张海超事件密切相关的河南落马的官员王铁良收受贿赂一案，在这份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王铁良在他任职期间一直不断地收受企业的贿赂，甚至会公开向企业要求贿赂的情况，利用自己的职务为企业提供方便。 在张海超事件爆发之后，王铁良依然在为张海超所属的公司提供便利疏通关系，在王铁良任职期间总共收受贿赂高达4100万元。 目前王铁良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逮捕了，面对铁证如山的事实，王铁良也主动交代了犯罪的事实，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在这件事情背后，除了王铁良之外，还有很多的人也牵扯到这个事件之中。 张海超之所以要求医生开胸验肺认证伤情，主要是在他验证伤情的过程中遭到了一些阻挠，开出了一些假的病例，这其中就有郑州的一家职业病防治所，涉事人员也被依法追究责任，新密的劳动局也承认了张海超的伤情认定书。

一个民工需要通过多方努力，多方走访之后才能拿到自己的伤情认定书，这背后经历过多少的阻挠，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我们能感受到张海超当时的无奈，如果不是这件事情被曝光在网络，我相信等待张海超和他工友的绝对不是一个公平的赔偿结果。

对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有何见解？

张海超的开胸验肺事件引发了广泛讨论，我认为，这背后反映的是制度性的问题。 我们不禁要问，为何类似个案屡见不鲜？为何受害者在面对健康危机时，往往只能求助于极端手段，以证明自己的清白？为何原本应由整个社会承担的责任，却要落在一位孤立无援的农民身上？这背后体现了一种“以暴易暴”的思维，即通过极端行为来换取公正。 开胸验肺，不仅是对身体的自我伤害，更是对社会正义的无声抗议。 根据《职业病防治法》，职业病诊断需要综合分析病人的职业史、职业病危害接触史和现场危害调查与评价，而这些关键信息往往掌握在用人单位手中。 然而，实践中，企业却很少主动提供相关信息，甚至可能故意隐瞒，以逃避责任。 有医生指出，职业病诊断需要单位开具证明，这给了企业钻空子的机会，使企业良心难保。 这种情况下，受害者的权益如何保障，无疑是个严峻的问题。 中华全国总工会积极倡导职业病防治工作，通过群众性劳动安全卫生监督检查，了解职业危害情况，并提出改进建议。 然而，即使有这样的努力，张海超的事件依然发生了。 这不仅仅是因为宣传不够，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制度的漏洞和执行不力。 工会的努力未能转化为有效的保护措施，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不得不反思，如何构建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体系，保障劳动者的权益，避免类似悲剧重演。 这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形成合力，从根本上解决职业病防治问题，让劳动者不再因健康问题而被迫走上极端之路。